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最近的新华社，有点不像新华社》――是夸新华社的，夸他们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上的评论很及时生猛，简直是啪啪打脸，在新闻的追问陷入了困境的时候，新华社的犀利评论扮演了关键的突破角色。

文章是夸新华社的，但听起来很像是高级黑。发了几篇获得舆论追捧的犀利评论，就说新华社有点不像新华社，好像新华社一向不敢发声，一向不站在公众立场，一向只会发唱赞歌的通稿，偶尔发几篇犀利的评论，就让人觉得不认识了。

这其实是对新华社很大的误解，新华社原本就是这个新华社，这是新华社本就有的样子，只不过很多人对他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将很多社会情绪投射到这个带着“国家”标签的通讯社身上，形成了一种刻板的认知，提到这个名字就想到“通稿”、“洗地”、“赞歌”等等，而看不到国家通讯社在很多公共事件上穷追问题、发掘真相、捍卫正义和关怀贫弱的努力，看不到这个平台上的媒体人借助国家通讯社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很多问题上推动事件进程和改革步伐的贡献。

如果多看看新华社的报道，有机会到新华社新锐青年评比的现场看看那些年轻人的表现，你对新华社就会像我一样路转粉了。连续几年以评委身份参加这个评比，接触到的新华社年轻人越多，越了解他们的努力，那种作为媒体同行的亲切感就更加强烈：新华社原来就是这个新华社，那种精神气质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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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的传统基因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关于新华社老社长穆青。

1942年，21岁的穆青来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工作第二天，领导就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去采访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赵占魁。结果穆青在采访中遇到了难题。

赵占魁被工友起外号叫“老实疙瘩”，特别淳朴。穆青问他一串问题，赵占魁都回答“我就是干活的，没啥可说的”。面对这种情况，穆青没有放弃，他深刻明白抓住新闻核心要素的道理和技巧。于是，他与赵占魁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生活20天，工作时给赵占魁打下手，晚上跟赵占魁睡在一个屋檐下，零距离对他进行细致的观察，并采访了他身边几十个人。

最终，穆青发表了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通过旁观者的语言、身边人的议论，成功刻画出了赵占魁纯朴又坚韧的工人形象。通讯发出后引起了轰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

70多年后，赵占魁的重孙赵卓悦成了新华社记者。在这次新锐青年评比中，赵卓悦摘得“新锐中文编辑”桂冠，最打动评委的是他在去年天津洪爆炸事故中对“爆炸现场至少存放着700吨氰化物”这个传闻的核实。

当时信息非常混乱，采访过程不断受阻，没有官方声音，涉事企业的电脑、账本都在爆炸中烧毁，高层人员被警方控制，也难以采访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了穆青采访他太爷爷赵占魁的方法，从侧面突破，通过多个信源的核实，确认了最终的事实，也“倒逼”官方通报了氰化物的信息。

这就是媒体精神的代际传承。老记者以各种方式将那种精神传给新记者，新记者又通过优秀的报道传给新人，同行对“新华体”有很多阐释，我的理解是：扎实的采访作风，调查研究的气质，丰富的细节，平衡的呈现，严谨的表述。这跟我们中青报“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的追求是一致的。人们常说，重要的事要说三遍――对媒体人来说，重要的信息起码要核实三个信源。不耍才子气，不仅依靠书上网上检索到的东西，别仅依靠电话采访，要有充分的素材。

从湖北分社记者黄艳所写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遭酷捕滥捞锐减专家建议全面休渔十年》，到北京分社记者杨毅沉的《e租宝事件给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带来四点警示》、《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超大城市人口疏解谁走了谁还在？》，广东分社记者詹奕嘉关于乌坎问题的系列报道，再到参编部记者毕子甲的《舌尖上的麻木——“罂粟门”公布日3家涉事餐馆目击记》，还有国内部记者朱基钗，随队参加中国第32次南极科考报道,乘雪龙号远渡重洋到达南极,又随船环绕南极大陆一圈,航程3万海里,4次穿越魔鬼西风带。克服极地艰险,文字摄影电视报道一肩挑，总计发稿200多条｡――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新华社传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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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舆论压舱石的新华社评论

我是写评论的，平常我更关注新华社的评论。评论是中国青年报的传统优势，新华社的朋友曾专门到本报学习评论操作。不过近两年新华社在评论方面有很好的表现，我在报社内部讨论时曾谈到过向新华社学习，我是这样说的：

我上周专门研究了新华社近来的评论，确实有让人惊艳、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很多公号文章都说“近来的新华社有点儿不像新华社了”，他们的一系列评论在近来的热点事件中都抢了风头，或者作出了关键的追问，或者推进了事件的进程，或者成功地设置了议题，或者以尖锐的质疑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效应。

一些事件上，新闻无法突破的时候，他们的评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一些热点上，一般媒体无法继续跟进时，事件调查可能陷入烂尾时，国家通讯社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引领功能，发出了强势的声音。

比如某某事件中的几篇评论，对毒操场事件的几大追问，在涉警舆情上对相关群体的评论，对北京征收拥堵费的尖锐质疑。既得到了舆论的好评，也提升了媒体的士气，让人看到主流媒体的力量。

新华社这一系列评论有这样的效果，当然与他们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有些评论发在我们这儿，因为缺乏那种国家通讯社的身份，就不会有那样的轰动。但并非都是源于其国社的身份，很多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一，比如对于热点的积极介入，不会那么缩手缩脚，在“影响性公共事件”上不缺席，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声音。

其二，还有对于公众痛点的精准把握，毒操场，拥堵费，涉警舆情等等，这些问题在新媒体上讨论和冲突非常多，新华社就敏锐地把握到了痛点，评论一下子就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冲击。

其三，观点鲜明，无论是标题，还是观点，都直指要害，直指问题关键，直指公众关切，该有鲜明立场就应该鲜明，而不是总那么温吞。

其四，敢于顶压力，我知道，新华发这一系列评论，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所以也赢得了舆论和业界、学界的高度赞赏。

评论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评论有很多亮点，但很多方面还是要向新华社学习，比如，我们有些评论无论是选题、还是标题、还是观点上，都有些偏软，离舆论场有点儿远。我们需要一些有份量的、敢于触碰热点难点争议点、在关键问题上发出关键声音的坚硬评论。

面对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主流党报在评论上的集中发力，面对新京报这些优秀都市媒体在评论上的大投入，面对新媒体自媒体在很多热点事件上既快、又活跃、又有趣、又专业的评论，我们应该有危机感，避免在温水中被边缘化。

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编辑、评论员易艳刚以其优秀的表现斩获“新锐”，我给他的颁奖词是这么写的：

都说评论是媒体的灵魂和旗帜，易艳刚的表现无愧于这个比喻。自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国家通讯社成为舆论的压舱石，易艳刚和他的同事在很多热点事件所写评论和设置的议题，让公众看到了国社的权威力、思想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既新又锐。一两篇评论引发关注很容易，难能的是已经形成一种稳定和持续的影响，让人在很多热点事件中期待听到国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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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越来越近，媒体越来越远

获得“中文记者新锐”的广东分社记者詹奕嘉谈到了这样一个让他觉得很沉重的话题，他到一个地方采访，当地有老百姓跟他说：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却感觉媒体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媒体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百姓的这种疑惑和焦虑，不仅是对詹奕嘉的拷问，更是对每个传统媒体人的拷问。不要总是埋怨公众为什么越来越不看报纸和电视了，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媒体离公众越来越远了。

之所以让人感觉媒体离百姓越来越远了，关键问题可能在于，媒体和记者离新闻越来越远了。

参与新华社的“新锐青年评比”，看他们的送评作品，听他们在台上的陈述，感到很亲切，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在努力坚守一些媒体人做新闻的本份，做调查报道，做舆论监督，讨论对细节的核实，在信息闭塞下怎么突破，等等。说实话，参加一些有关媒体发展的研讨会，很多人说的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了，都是一些自己还没有弄懂就拿出显摆的新概念，什么AI，VR，AR，开口闭口10万，动辄就是变现，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概念。

从这些远离新闻本分的概念就可以看出，一些媒体和记者离新闻有多远了。不谈内容，不谈报道，不谈新闻操作。确实，新媒体时代需要注重用户，需要转型，需要嫁接新技术开掘新平台――但如何缺乏最基本的内容，失去了内容生产能力，离新闻越来越远了，那种转型有什么意义？内容是转型的资本，新闻远离读者，根本没人看，还谈什么新媒体用户？

高兴的是，从这些年轻人口中并没有听到那些离新闻很远的概念泡沫，而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应有的新闻本份。詹奕嘉是网红，他在台风中的坚持播报让他的表情包红遍网络，但他并没有享受“网红”这样的身份，他说，他不排斥网红，但他希望能靠自己的新闻作品成为网红，而不是靠行为。他在台上陈述的时候，并没有津津乐道于自己成为网红的播报经过，而是谈自己满意的那些调查报道，谈18次往返乌坎，100多篇相关报道，谈这种敏感报道是如何把握尺度的。这种调查记者的本分，让人肃然起敬。

奕嘉说，身处新闻富矿之中，最痛苦的事是不能到现场去挖矿。不是去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这也是记者应有的本分。不去现场，记者离现场很远，写出来的新闻自然就离老百姓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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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富矿与新闻贫矿

评选的现场，评委与选手好几次都谈到了新闻富矿与新闻贫矿的问题。其实，哪有什么富矿与贫矿之分，并不是发达地区就是新闻富矿，并不是落后地区就少有新闻，关键在于记者的发现力和发掘力。我写过，天津是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并不是这座城市没有新闻，是新闻贫矿，而是因为一些问题，我们过去很少看到来自这座城市的新闻。

新闻就在那里，就看你能不能去发现并发掘出来。既需要新闻敏感和问题意识，也需要报道的勇气。

比如宁夏分社记者张亮，就在一个被认为是“新闻贫矿”的地方发掘到了新闻。2015年3月，张亮挂在宁夏某市某县某镇挂职任副镇长，分管科教文化、精神文明、办公室等工作。在三个多月的挂职工作生活期间，张亮和乡镇、村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开展基层工作，调研民生疾苦，采写的相关扶贫稿件获得总书记批示，并推动了相关制度的完善。

他在挂职中参加镇党委会一次会议，敏感地发现了新闻。上级拨付的一大笔专项扶贫资金却成为干部手中的“烫手山芋”，干部们不知道怎么花出去，然后就讨论各种办法，研究如何“安全地”把钱花出去。――张亮以自己这段参与讨论的经历为由头，记述了基层乡镇干部为扶贫款的发放问题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反映了当下扶贫政策制定和基层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基层缺少自主权导致扶贫有失精准。

他还利用在农村挂职期间分管科教文卫工作的便利，遍访挂职乡镇六盘山镇的所有麻雀小学，继而发现农村麻雀小学存在生源流失严重但投入持续增加的不正常现象。通过和基层教育工作者、农村家长、乡镇干部干部的深入探讨，形成了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和反思稿件，《农村“麻雀小学”如何变身？》等报道引发教育界的深入讨论。

这就是记者的发掘能力，新闻之矿就摆在那里，看你能不能挖出来。从江西分社的郭强、参编部刘梦泽等记者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强大的挖掘能力。今年南方洪灾时，我写过一篇题为《不要让安徽成为救灾的新闻盲区》的评论，参编部刘梦泽前往安徽抗洪一线，组织分社记者撰写多篇参考报道快讯和调研稿件，让安徽的灾情被更多人知晓，并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

我在点评总结时谈到了新华社记者身上的定力：

专业定力：不被新媒体浮躁之风所感染，不玩中看不中用的花活儿，而是保持着专业主义精神，慢下来深耕新闻。

选题定力：不紧跟网络热点，而有自己的选题判断。新华社经常就一些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组织分社记者进行调研。不是跟随热点，而是通过扎实的调研设置议题，引发关注。比如今年新华社在儿童节这一天推出的特稿《受伤的花蕾——中国儿童性侵现状调查报告》，四个年轻的记者奔赴各地深入农村和山区，让公众在这个节日里看到了留守儿童被性侵这个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

主流定力：不失语，也不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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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国社年轻记者提问

去年比赛中的刁钻提问，在年轻记者中形成了不好的“毒舌”形象，据说不少孩子准备比赛时专门看了曹评委去年那篇文章以防毒舌。今年提问时我收敛了很多，整理了一下我今年的提问。

一、提问江西分社记者郭强，郭强代表作之一是《苏荣造绿工程的背后》。我的提问是：对于这样一个已经落马两年的贪官，这样的报道有多大的舆论监督意义？我写过一篇评论叫：中纪委负责打虎，媒体负责鞭尸，你觉得你这种贪官落马后的事后监督、起底报道有多大的舆论监督意义？

二、提问广东分社记者詹奕嘉：奕嘉的两个亮点，网红记者和乌坎报道。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像乌坎这种敏感度很高的事件，怎么保持报道的平衡和尺度，避免还没报道就被和谐。第二，你因为台风中的播报而成网红，现在记者因为而红的事比较多，厦门卫视女记者因为采访时戴墨镜被处理，新乡女记者大雨中坚持播报被追捧，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三、提问吉林分社记者段续：段续的代表作之一是《（新华时评）滴滴收购优步：谨防“鲶鱼”变成“沙丁鱼”》、《（新华时评）滴滴收购优步：大数据垄断尤当警惕》。――批评滴滴收购优步可能形成垄断。我首先问他怎么看这两天京沪对网约车进行限制，要求有本地户口。如果他写评论，会有什么样的观点。段续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能理解这些城市为何这么限制，也谈了这种限制的不正当性。我接着追问：现在看来，你之前评论担心滴滴收购会形成垄断的判断是不是纯粹是一个伪问题，在行政垄断的大格局下，担心滴滴会垄断市场可能是一个笑话。

四、提问北京分社记者杨毅沉。毅沉是调查记者，写过很多批评性报道，甚至被房产商人肉，也是财经记者，写过很多专业的财经报道。我问他：调查记者和财经记者的生存状态似乎是不一样的，调查记者好像很苦逼，而财经记者则很滋润，有人说，没有财经记者不拿红包，你怎么看？毅沉回答得很巧妙。

五、提问宁夏分社记者张亮。张亮当过挂职干部，我问，作为一个挂职干部，又是记者，你是怎么化解这种身份冲突的。作为干部，出现负面你得捂盖子，而作为记者，你又得揭盖子，怎么化解这种冲突的。

六、提问参编部记者王昀加。因为出差，昀加不在现场，台湾高雄地震时他写过《滚滚烟尘中的一抹微笑》，我特别想问他：这种传递正能量的写作跟一些官方通报中的“公众情绪基本稳定”的区别在哪里？传递正能量，防范用力过猛，分寸感在哪里？

七、提问参编部记者毕子甲。我说，我知道你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的，研究生在清华，我写过一篇文章妄评名校新闻系毕业生的气质，说传媒大学浮躁功利不读书，说清华“有想法、好奇心强、英语好、有国际视野”，你在两校都待过，是怎么看待这种评价的。

八、提问参编部赵卓悦：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很多像六神磊磊这样的网红记者一个个都离开了新华社，离开后过得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