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乘客丢失车票而被要求补全票，从而将铁路局告上法庭”的新闻引发了舆论关注，媒体报道称，浙江大学一位支教女生因火车票遗失被要求补全票，将昆明铁路局告上法庭。昆明铁路局回应称，铁路部门是依照合同法第294条规定和铁路相关的规定执行，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此举是为了防范有人恶意逃票。（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可以注意到，我在开头描述这起诉讼时，尽可能在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法律语言――乘客丢车票被要求补全票而将铁路局告上法庭――为的是让公众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看待这一诉讼，避免被标签化和立场化的描述所误导。一些同行对这件事的描述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强调其“大学支教女生”的身份，称其是“挑战铁老大霸王条款”。“支教女生”带着浓厚的弱势标签和道德优越感，这种站队化的描述，很容易诱导公众站在乘客一边去挑战那个“铁老大”，使舆论在公正的法律判决之前已作出了带着明显偏向的舆论审判。

避免受“大学支教女生挑战铁老大”这种标签的干扰而在法理框架内看待这一诉讼，才能具备基本的制度理性。铁路局方面解释说，现实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甲购买了车票，乙没有购买车票，甲把自己的车票交给乙，乙凭甲的车票进站乘车，而甲用自己的购票记录进站乘车。所以，铁路部门之所以推出挂失补办措施，是为了防止有乘客恶意逃票。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逃票，为了防范这种逃票给铁路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补票要求是正当的。

乘客可能会辩称，在既有实名制条件下，铁路部门完全有能力通过信息的查证既避免让人逃票、又避免让买票者再买一次票，完全可以在纸质票丢失后通过其他方式判断有没有购票――确实可以实现，但这需要付出不小的管理成本。相比乘客自己保管好车票所要付出的成本，防范因此导致逃票的管理成本高很多，所以应由乘客承担责任，这符合法律上的“最小防范成本原则”。

前段时间看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的文章，专门介绍和分析了这个英美习惯法里的概念，主要是处理侵权法和契约法里的问题：对于意外或过失，谁能以较低的成本防范，谁就承担这个责任。熊教授举例说：为狗套上一个口罩，成本很低，可以有效地防范狗咬伤人；相对的，狗不戴口罩，而要所有其他人小心、避免被狗咬伤，成本可观。因此一般情况下，若狗咬伤人，是狗主人的过失，要承担责任。

熊教授文章中举了好几个案例说明这个原则。英国一个案例，几个工人修马路下的管线，路面坚硬，所以搬了一些炸药；施工周围都用防护线围起，而且挂了警告标帜：「炸药危险, 请勿靠近」、「施工作业, 请勿靠近」。中午工人去吃午餐，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路过，好奇的用脚去踢拨炸药，引发爆炸，造成死伤。防范意外的方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由小朋友和所有的民众小心，不要去碰炸药。第二，午餐吃饭时，有一工人留守。两相比较，第二种防范意外的方式，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熊教授还谈到了为什么一般发生追尾时要让后车承担责任，因为后车防范追尾的成本要低。

“丢车票补票”就适用这个原则，相比铁路部门不断查证车票去防范那些“拿别人的票冒充”进行逃票，乘客自己保管好车票从而防范被冒用的成本最小――那么，以“丢票补全票”的方式让乘客保管好自己的车票，就是正义的。并不是说铁路部门不应该为乘客着想，也不是说铁路不应付出管理成本，而是说遵守“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可以节约社会资源，让承担责任成本最小的人去承担责任。如果保管好自己的票，不会引发接下来的各种问题。

从目前铁路部门的规定看，并没有一刀切地让丢失车票的人承担所有成本，根据火车票实名制后“丢失车票挂失补办措施”，补完票后如果找到了票，或虽然没有找到票，但经核实丢失车票的使用情况后，是可以退回补票款的。

从这起引发讨论的诉讼能看到，那些恶意逃票、缺乏诚信的行为带来了多大的社会成本，乘客丢失车票后不得不花费很大成本来证明自己不是逃票者，铁路部门不得不耗费巨大的成本来防范钻各种漏洞的逃票者，普通乘客不得不承受着多次的车票查证从而承担逃票者制造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