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自古有“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之称。自宋代以来厦门与台湾同属一个行政单位，大陆移民始从厦门移往台湾。相似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生活习性沟通了厦门与台湾的密切关系与往来，正如清《台湾府志》所载：“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
1684年至1727年清朝“台厦兵备道”, 位于今天厦门图书馆（中山公园馆）内的兴泉永道旧址,它统一管辖两地的文武衙门达43年之久。期间厦门成为闽台的主要往来口岸，清初规定只开放厦门港对渡台湾鹿耳港，其他港口一律不能通行，大陆与台湾间的一切往来，包括政府公文传递，都要先到“厦门盘查”；从台湾回大陆者，“亦会由澎(湖)到厦门，出入盘查、方可放行”。
康熙《台湾舆图》，在今天台南市范围内，“台厦道”赫然在列。
台湾道沿用台厦兵备道、台厦道的办公场所一直到1887年台湾正式建省。
中山公园南门附近有一个小巧别致的碑亭，里面有块《重建兴泉永道署碑记》。
台厦道为1684年至1727年清朝管辖台湾的行政区名称、最高地方政府官署或实际地方统治者官职简称。在行政区划或官署名称方面，台厦道所属区划之道，为清朝特殊行政区划，行政区域地位介於省与府之间。而台湾清治时期这段时间，台厦道正属福建省所管辖，位阶低於福建省。“台厦兵备道”在厦门岛上和台湾岛上各设办公地点，道台为了妥善处理两个行政区的事务,半年在厦门办公,半年在台湾办公。
厦门海防同知衙署设在厦门港鸿山寺的东侧，即今天思明南路的市消防支队第一中队。
1727年之后台厦道分出台湾道，厦台两地的行政编制才分开，但厦台仍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清初始，所有有关台湾府的往来公文，都经由厦门传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建缺粮，需要台湾接济，而台湾的饷银则要由福建提供，厦门成为海峡两岸信息和物资传递的中转站。在1684年至1784年整整100年时间里，厦门与台湾的鹿耳门是两岸仅有的一对对渡口岸。1885年，清廷下诏台湾建省。台湾建省之初，无论是人才还是经费都十分匮乏。当时，福建省在经济上每年都要协济台湾。清政府特别提出让台闽联成一气，因此当时的清廷行文称作“福建台湾省”，台湾巡抚称为“福建台湾巡抚”。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同安有68个姓氏移居台湾。台北的大龙峒、大稻埕都是同安人的集聚区。日据时代做过的“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表”则显示：当时台湾在籍汉族人口331.64万人，祖籍同安县的就有55.31万人，占14.7%。也就是说，当时台湾每7个人中就有1个是同安人。
钓鱼岛很早以前就是闽南渔民和台湾渔民的渔场。明朝出版的《顺风相送》(1403年)上就有关于钓鱼列岛的记载，比日本声称的日本人发现钓鱼岛要早。对厦门地方史造诣颇深的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洪卜仁先生说：“从明初开始，琉球和我们就是藩属关系，每个国王登基或者改朝换代，都要向明、清朝廷备案。而明、清朝廷也就颁发印玺给对方，并派使节携带赏赐前往琉球。”《使琉球录》《使琉球记》等就记录了他们经过钓鱼岛的情况,确定钓鱼岛不仅是中国人航海经过的岛屿，而且是属于当年台湾的附属岛,列入了我国海防的海域范围。这表明至少在14、15世纪中国人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中国明清两代册封使就把钓鱼岛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早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500多年。
康熙建立了台湾府，属于福建省。台湾府的行政范围内明确包括了钓鱼岛。洪老说：“清初台湾府和厦门处在同一个行政管辖范围内，曾有台湾厦门兵备道，以统一管辖厦门和台湾的事务。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说，钓鱼岛也属于台厦兵备道的范围内。”
《筹海图编》一书中“福建七”的钓鱼岛(钓鱼屿)。
清朝乾隆年间，由朝廷主持编绘的一部《坤舆全图》，其中在我国领土钓鱼岛的名称上，标注的是闽南语的发音：“好鱼须”(hao-yu-su)”，“hao-yu”是闽南语“葫(捞、钓)鱼”一词的发音，而“su”则是闽南语中“岛屿”的意思。
在厦门市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库，可查阅到钓鱼岛是我国领土铁证的一些古文献。明嘉靖《筹海图编》书卷一《沿海山沙图》中的“福建七”“福建八”两幅地图上的 “钓鱼屿”即现称的“钓鱼岛”。据专家介绍，明朝的官方对这些地图的绘制，是十分认真的，目的是为“备倭之制”，即配合防倭御倭，打击侵犯沿海倭寇的设防策略。实际上《筹海图编》是一部明朝中国海防的军用地图。在《筹海图编》还可以看到对厦门的多处相关记载，当时在福建的海防里，厦门、钓鱼岛都被列入了防倭的重地。
对闽南历史研究颇深的文史专家颜立水先生指出，钓鱼岛与厦门的关系非常深远。早在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岛上建立了军营，为了确实有效地守卫海疆，汪大猷派遣将士分别屯戍到闽南各岛。当时，澎湖列岛、台湾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都隶属汪大猷驻扎在澎湖军事机构的统辖。
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到了元朝至元年间(1264年至1295年)，朝廷在澎湖设立巡寨，钓鱼岛则属澎湖巡寨所辖。当时，澎湖的这个巡寨虽然是泉州府同安县的下属机构，但却是一个正式的官派机构。尽管巡寨是同安县派出的一个机构，但澎湖巡寨管辖的范围却相当广，其中包括了澎湖、台湾及钓鱼岛等福建沿海各岛屿，说明了当时朝廷对闽海疆的重视。钓鱼岛成为当时同安县属下的澎湖巡寨直接管理的最东边的一个岛屿。从这个史实上来说，钓鱼岛的行政所属曾经归属同安县。
这颗铁树树龄有650多年，为厦门市树龄最长、树体最大的铁树，而且年年开花，历代小嶝居民视之为”神树”，是厦门市重点保护古树。
明朝从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就对琉球国进行册封，当时，册封使团的船只都会在已列入中国版图的福建所属的钓鱼岛泊船候风。明朝天启年间小嶝人苏碧云，就曾作为使团的成员，他不仅泊船停留在钓鱼岛上，还从钓鱼岛上取下了一株铁树苗带回小嶝。小嶝岛上这株至今绿意抖擞的铁树历经了600多年的历史沧桑，至今长势良好，郁郁苍苍。当地老人说，小嶝岛的这株“八闽铁树王”有很奇特的耐风、耐晒的特性。据先辈世代相传，当年苏碧云在钓鱼岛上看到岛上长有铁树，而钓鱼岛冬季风烈、夏季炎热，小嶝岛的气候与之有点类似，因此带苗回小嶝。可见，小嶝人不仅有到过钓鱼岛的历史记录，更留下了铁树这一历史物证。
从明代开始，厦门一带便出现了与琉球交流的使船和商船，均称为“福船”。据明代永乐古籍《顺风相送》记载,从1403年起，厦门与钓鱼岛便有航海往来。书中“福建往琉球”章节首句 “太武放羊”，是当时前往琉球航线的“专业术语”，可解读为“(到琉球)以厦门港口的太武山作为起航点”。在另一本记载钓鱼岛的古籍《使琉球录》中，也有“过钓鱼屿(即钓鱼岛)……” 的记载。洪卜仁说，该书作者陈侃是福州人，曾任前往琉球的使者，当时许多前往琉球的使者大都是福建人，钓鱼岛是福建最东端的岛屿。
厦门民间一些史物史证也与钓鱼岛有关。台商洪明章先生藏有清嘉庆年间任册封琉球正使一品官员齐鲲的牌匾，记录了在册封途中经过钓鱼岛列岛的正是齐鲲的副使——《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这块目前留存在厦门的珍贵匾额弥足珍贵。
清朝嘉庆年间“琉球正一品” 官员的木质屏风曾在集美后溪闽台民俗文化古镇博物馆亮相。
【根据《人民日报》《厦门网》等综合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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