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别人问你
“这辈子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我想说
我最骄傲的是
“这辈子，我为自己而活”
大侠今天访谈的这位，很特殊。同为御庆堂国医馆的一位名老中医，却给大侠留下了另一番颇为回味的故事。而大侠，今天采用他自述的形式，来给各位说说人这一辈子。
刘 熹
副主任中医师，出身中医世家，执业传统中医，行医五十余年。
原就职于靖江市中医院，擅长疑难病专科，为已请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久治不愈的各种病人治病，多能获得满意的疗效。为很多就医无门，心生绝望的病人挽救了生命。
撰写二十余篇中医专业论文，发表于国际、国内多次中医学术会议和全国许多中医专业期刊。
现于御庆堂国医馆每周二坐诊。
“学有渊源，师从家父”
我的父亲在幼年时家境贫困，以至无法生存，奶奶便将他寄养于娘舅家生活。父亲的娘舅是孤山地区人称“活菩萨”的名中医常登五。父亲生性聪颖，博得娘舅喜欢，遂教他识字，读四书五经，并传授医术。父亲十八岁时，娘舅对他说：“你已医道学成，可以回家为人治病了。”
父亲生在柏木偏僻农村沈家垡，回家只能在乡里行医。刚开始看病的不多，先开私熟学堂坐馆兼行医。二三年后医名慢慢扩大，求医者门庭若市，便停办学堂，专心行医。我自幼亲眼目睹每天有许多用困匾抬来求医的危重病人，父亲只开张中药方一二帖即能消除危象，二三次复诊调理病人就能恢复健康。对买不起药的病人不但不收诊金，还资助药费。每年我家夏季收麦、秋季收稻时候，这些人便赶来感恩帮忙。母亲心善，对这些来帮农忙的人们大鱼大肉的款待。我懂事后这些人经常在我面前说起这些事，并对我说，如果有用体力的事都叫他们来帮忙。乡里乡亲对他的那种爱戴，让我从小心里就萌生了做一名医生的念头。
父亲在农村行医，对贫困者送诊送药，对富贵者非重金不诊，看病的很多，生活逐渐好转。说来好笑，有人在土改时得了“红眼病”，我家七口人只有二亩地，却非要定我家为上中农，问他凭什么？他说我父亲一双手能顶十亩良田！在那个贫下中农当家的时代，我家上中农的家庭成分竟然成了我不能上高中的原因。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呢。
1962年7月经靖江卫生局批准，我初中毕业后便跟父亲学医去了。
“脑膜炎的爆发，成了我学医的动力”
学医的第二个春天里，靖江地区爆发了脑膜炎。那时已经有了西药磺胺类治疗脑膜炎的特效药，但药价比中药昂贵，对重症病效果不佳。所以，父亲对贫困者仍然用中药治疗。那时父亲在柏木卫院下设的虹桥诊所工作，没有病房，父亲为救病人日夜奔波于病家。他劳累得快要病倒，让我这个儿子倍感心痛，毅然投入父亲赴救病人的工作中去。但当时我学习中医才半年时间还未入门，真是有心无力。父亲便对我就脑膜炎一病突击教学，拟订一套非常适用的中医治疗方案，便于我快速诊疗。甚至，父亲为了让我容易掌握运用治瘟病三宝，特意编了四句顺口溜：
就这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我越发得喜欢上了中医。每每看见病人初愈，心头的那种喜悦感简直无从言表。如果说“从医受人尊重”是学习的起因，那么“治病救人”成了我从医的最大动力。
“牌匾烧了，但初衷不变”
我出生于1946年4月。很小的时候，我朦胧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许多人，敲锣打鼓非常热闹得送来了一块大红金字牌匾悬挂在厅堂屋梁上。到我学医时，我才向父亲问起这块匾的事。
父亲告诉我，解放前靖江有一次霍乱流行，那时乡下没有西医挂水，他用中药藿香正气散为主方治疗，寒性的加附子理中汤，热性的加蚕矢汤，干性的用玉枢丹和行军散，病危闭证用紫金锭，脱症亡阴者加生脉散方，亡阳者用通脉四逆汤救治，同时配合大量饮盐开水，十有七八能够救活。在靖城东郊苏家垡流行特别严重，全垡一下子突发二十多个病人，用上述治疗方案治疗全都治愈。并发动村民大量采集土藿香，大锅煎汤给未发病的人服用，未再发新病人，预防霍乱传染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垡上大部分人家支付不起药费，他到靖城东门仇永生药店对仇老板说，付不起药费的都欠费配药，到最后都由他来结算，最后药店老板为父亲此举所感动，只算了半价进药本钱。这些病人为感谢父亲对他们的救命之恩，共同集资送了父亲这块大红匾，上面飞金“济惠群众”四个大字。
可惜，这块金字大匾在文化革命破四旧的烈火中消失了。
倍感惋惜时，父亲笑笑对我说，“牌匾写下的只是过去，不要忘记我们从医是为了什么。”而这句话，一直深藏在我的心底，直到现在。
“光荣入伍从医，继续进修中医”
1965年7月学医毕业，我成为柏木卫生院的一名正式医生，已能用中医为病人看一般病了。而此时到了入伍参军的年龄，通过了三代的政审，我和我家所有人政治清白，9月便从柏木卫生院光荣应征入伍，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卫生队继续为部队战士、干部看病。
1966年6月26日，毛主席作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
我所在的卫生队在吴淞镇郊区，对附近老百姓开设中医特色门诊。但深感仅凭原有的医学知识还远远不够，于是向部队申请，派去上级医院临床进修中医，来到八五医院进修。在部队医院里，中医只为西医治疗难愈或无效的病人会诊，停用西药，单用中药治疗。我亲历目睹李青山军医单用中医中药治病多有满意的疗效。宝贵的医疗经验铭记在我心中，至今我仍然在临床中经常使用，收效甚好。
“祸从天降，父亲蒙冤”
正当我在部队学习中医充满收获的喜悦心情，晴天霹雳，祸从天降。
文化大革命开始，政治清白、为人刚正不阿的父亲，竟被别有用心的人戴上了“伪保长”、“国民党员”、“一贯道反动道会门头子”三顶政治迫害的帽子，一纸公文竟然传送到我部队政治处。就这样我因为家庭政治问题提前退伍了，重新被安置到柏木卫生院下属的卫生室工作。
从部队大医院到大队卫生室工作，心里不免有种落差感。难受之中想想我在部队大医院是为病人治病，到卫生室工作还是为病人治病，只是所处环境变化而已，我立志为医的目的并没有变呀。常言道“逆境出人才”！我应该在逆境中更加刻苦学习医学知识，提高医疗本领弥补医疗条件简陋，如果我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为病人治病同样获得很好的疗效，这才体现我为医的意义。如此一想，我也就安心在农村为人看病了。
医生在哪里，都是治病救人。
“可惜了父亲含冤生疾，更加坚定我的志向”
父亲平反的那天，本应是欢喜的日子。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辈子清高、刚正的父亲，终因含冤生恨，久郁成疾。直到他离开的那天，再也没见过他的笑脸。
心里有万般痛楚，却又无从哀述，那时的我，也是郁郁寡欢。唯有翻开父亲的笔记，一页一页中记述的诊疗经历，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我，仿佛父亲就在耳边：
“别人可以对你不好，但你是医生，你永远只为别人好！”
合上笔记，志向不改。
“把一辈子都用来学习中医，传承中医”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全国中医选拔考试，我以优异成绩录取。省卫生厅本当调我到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工作。当时因为我的爱人与两个小孩是农村户口，而小的才五个月，她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到工厂上班，实在辛苦，我必须每个月回到生产队为她们称口粮，她们才有饭吃。家庭生活上的困难实在无法解决，省卫生厅照顾我，将我留在靖江中医院工作。
我被分在靖江中医院内科工作，中医院内科名医林立，而我犹如参天大树中的一棵小草。起初很少会有人找我看病，颇有种矢志不渝的感觉。
但这世上之事，谁能说得清好坏。或许正因为我比较空闲，不用排队就医，渐渐地倒也不少患者为图省事，直接来我的诊室。我当然是倾其所学，认真对待，加之采用纯中医治疗，花费不多，但往往疗效很好。一来二去，口碑便有了。没想到，很快，我的诊室里也开始人满为患。
有人说“这个月奖金不少吧”，我大笑，他们以为我为奖金而乐，实则，我为自己所学能有所用并被不断认可而喜。我决心把这辈子献给中医，在行医的过程中不断地找到自我。所以我说，这辈子我为自己而活。
“是治生病的人，不是治疗某一种病”
中医学的特点是讲求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把人类融入宇宙，从宏观研究人整体生病原因和治病方法。发现人类所有疾病的病因，不外乎体外自然环境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太过或不及的外因，体内脏腑所主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动的太过与不及的内因，和饮食劳伤、虫兽咬伤、跌打刀枪损不内外因，这三类病因伤害身体，不论气候如何变化，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类致病因素都永远不会变。这三类病因对人体致病，不外乎使人体阴阳失衡而产生千变万化的各种疾病。中医把所有的疾病分析归纳，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来认识疾病的病位、病因、病性、病人体质，选择对证的方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表证发汗，里证攻下，消除病因，虚者补之，扶助正气，恢复病人生理机能，达到阴阳平衡，则所有的疾病都有可能治好。
中医是治疾病的本根，而不是治疾病的现象——症状。是治生病的人，不是专治某一种病，不是专治某系统疾病、也不是只治某一科病。如果一个中医师学通中医理论，就会产生灵感思维，一通百通，擅于治疗“生病的人”，就有本领不拘于治某一个病、某一科病，而能通治各科百病。
毛主席说：“中医学药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医”是国粹，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与中医的保健作用分不开的。中医代代相传，名医辈出。就靖江来说，前辈中就有周赞堂、孙筠溪、陆慎其、端永斋、周敏善、王德元、陆永生等，名医林立，可谓杏林春暧，这已成为历史。
那么，接下来，中医又该如何继承，如何发扬，如何光大？
幸而，有御庆堂这样的中医馆出现，我已年迈，仍来坐诊，不为金钱，只盼中医诊疗能真正走入每一个人的心间，只盼像御庆堂这样的国医馆，能够将中医国粹，真正传承！
御庆堂国医馆
地址：人民中路时代菜场对面（原家得利超市）
电话：0523-8483 6661
撰稿 节选自刘熹《传承中医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