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Edward Mendelson
翻译：佚名
校译：张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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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篇评论讲的是一本新书。这本书里收录了海明威的一些书信。他写书中第一封信时年仅二十三岁，写书中最后一封时二十六岁。在这三年里，住在巴黎的他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生了第一个孩子，和第一个老婆疏远并谈上第二个，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发表了自己的前三本书（主要是短篇故事和诗），完成了两篇长篇小说，还第一次看了斗牛。也是在这三年里，海明威开始了一个转变：从一个通过焦虑的疏离感来表达内心感受从而令人感同身受的作家，转变成了一个沉醉于赞扬人们所作所为中自然蕴含的坚强和勇敢的人。他说：“有些人所干的活直接就让你感到一种由衷的钦佩。" 海明威这段时间自己也在试图获得这种素质。书中收录的最后几封信中，海明威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是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或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学生了，那位风格新颖却投稿总被拒绝的人。他简明扼要的叙事方式正在形成，世界各地的人就因为喜欢他这种干净利索，后来才叫他“老爸海明威”。
这本书是《剑桥海明威书信系列》中的第二本，包括了近250封信。同一时期海明威写的信在1981年出版的《书信选集 1917－1961》（编辑卡洛斯·贝克尔 Carlos Baker）中也有收录，但那本选集收录的信件数量只有这本新书中的三分之一。新发表的这些信不但朝气蓬勃，通俗易懂，而且加深拓展了人们对海明威刚出道那些年的了解。本书的编辑还广泛地注释了信里出现的人事物，纪录了海明威的经济状况，极为细致地介绍了海明威所崇拜的拳击手和斗牛士。
他的信写给的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信又长又热切又毫无保留，但并不是什么个人细节揭露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而是信中所反映出的心态。自从海明威的姐姐马赛玲（Marcelline）公开说他们的妈妈曾让海明威穿女孩子的衣服，试图把他俩当双胞胎抚养大，也自从遗作《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1986）揭露了海明威阴阳同体的幻想，过去五十年中分析海明威作品的人常说他有性别混淆的倾向。这种说法和他先前男子汉的形象其实都简化了海明威。这些新发表的信件表明，所谓的男子汉也好，阴阳同体的幻想也好，这些都是表象，表象以下有一个深层的主旨指引着海明威的生活和工作，这个主旨最终与性是毫无关系的。
二
海明威爱在信中议论他人，自吹自擂，还经常捏造内容。有一次他对一位朋友写道：“上面一段内容大多数都是真的。”可是，那些内容里，除了一些针对他父母的气话以外，所有关于他心情的内容几乎都是假的。比如，当他和妻子哈德利·理查德森（Hadley Richardson）越来越疏远的时候，他却在信中告诉别人他的婚姻幸福美满。
他和每一个人通信风格都有所不同。写给出版商和编辑时，他正式又斤斤算计。写给格特鲁德•斯坦因时，他阿谀奉承又很恭敬：
《大双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的内容都是我虚构的，所以对整个故事我提前有安排，写出来的感觉多半也符合我的预想，鱼的部分我很满意，但写作难道不是很艰苦的工作吗？遇到你之前我觉得写作很轻松。当时我写得太差劲了，哎呀，我现在写得还是一塌糊涂，只不过和过去的差劲类型不同罢了。
写给艾苏拉·庞德的信他显得自大，不屑一顾，还有些低俗：
你肯定听说了吧，史戴芬斯[Lincoln Steffens]娶了一个十九岁的Bloomsbury犹太知识分子。[注：海明威用“kike”一词，侮辱犹太人]
萝卜，就是那个犹太杂志发行商，和我偶尔打打网球。[哈罗德·露伯 (Harold Loeb)，Broom杂志以前的编辑]。［注：Loeb是姓，海明威把他的姓拆成了 “Low-ebb”，发音相近，但含有低迷，不景气的贬义]
戴皇冠那人的屁股拉屎拉得都不安稳。［注：莎士比亚原文是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意思是戴皇冠的头睡觉睡不安稳。］
在和他父母的通信中海明威一会儿严肃正式，一会儿又激愤地为自己辩护:
我没有时间也不想为我的作品辩护[;]我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花在完善自己的作品上，而真正的好艺术品是不需要辩护的，真正的好艺术品也不是为憎恨它要毁灭它的人而创作的。嗨，说这些都没用。憎恨好作品的人是毁灭不了这些作品的，最终这些作品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会离它而去。
海明威写这些信的风格一点不像他小说中的叙事方式。小说方面，在《一条大河两个心》和《太阳依旧升起》（1926）中海明威正追求简明扼要的风格; 与此同时，给发小的信和给战时救护车上同事的信中，他常用朋友间的密语和多音节的长词。比如，信中写到某个人晚上去茅厕出的小插曲时，他加了一句：
不用说the enditer [指海明威自己] 除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太阳供暖保证功能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是绝对不会让大肠蠕动的。（Needless to say the enditer never would peristalsis except in broad daylight wit the solar system doing its best to warm the function.）
将斗牛士故事《不败》投给《日晷》杂志(The Dial) 三个月后，海明威信中写道：
“日晷拿了我的Stier Kampf长篇故事快有三个月了他们应该给钱了” ［The Dials had my long Stier Kampf story now for almost a trio of the monats so they may produce kickage in also.］［注：用a trio of the monats来说“三个月”不但用了德文，抽象花哨，而且意思一般读者理解不了; kickage这个词是海明威自己造的。］
要了解海明威捏造事实的能力，应该在读这本书信集的同时备一本海明威传记，最好是迈克尔·瑞诺兹写的 《海明威:巴黎的岁月》(1989 ) (Michael Reynolds’ 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海明威写的信会因此添加一些色彩。比如：海明威义愤填膺地说，租我巴黎房子的人“其实都是些欺骗，他们说要租3个月的，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溜了。” 如果读过海明威的传记，你就会记得海明威和妻子曾在多伦多干了同样的事：一年前，他们承诺会租一年的房，结果租了三个月就走了。［注：一些外国国家房租是一月一付］
海明威刚出道时的作品欢快但写得啰嗦，在1921年来到巴黎以前他的风格是学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的（几年后在《春天的暴雨》 (The Torrents of Spring) 中海明威公开批评了安德森）。
当你进入那个房间时，除非啤酒圣人Cambrinus赐予了你特殊的力量，你的运气不会比那只著名的穿过针孔的骆驼好多少，也就是说，你身边的房间将会突然安静下来。(When you enter the room，and you will have no more chance than the zoological entrant in the famous camel-needle’s eye gymkhana of entering the room unless you are approved by Cambrinus，there will be a sudden silence.)
歌楚·思坦教海明威要删去那些累赘的描述。 他因此在写作上做了一些演练，没发表，只是作为演练，像这一句：
源远流长。 为什么说“源远流长”? “源远流得又长又广”行不行？ 或者说“源远流广”？ 嗯，最后这个肯定不行。(Down through the ages. Why is it down through the ages? Down and out through the ages. Out through the ages. No not that.)
思坦让海明威摆脱了束缚去写一种她自己从来没写过的故事，表达出一种略带焦虑的疏远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复杂的词句表达不了的。《军人的家》(Soldier’s Home)中的克里布斯(Krebs) 想和女孩子在一起却又不想要纠缠不清的关系:
他不想要什么后果。 他再也不愿去想事情的后果了。他就想这么活着，不被事情的后果所困扰。［He did not want any consequences. He did not want any consequences ever again. He wanted to live along without consequences.］
《一条大河两个心》中的角色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拒绝进入沼泽时也表现出这种疏远的状态：
他感到了胳肢窝底下越来越深的水，他似乎不太想在深水中趟着走…在水流这么快的深水里，光线又暗，在这里打鱼太危险了。沼泽里打鱼是悲剧性的冒险。（He felt a reaction against deep wading with the water deepening up under his armpits…. In the fast deep water，in the half light，the fishing would be tragic. In the swamp fishing was a tragic adventure.）
海明威当时很擅长在短篇故事里记录这种脱离，疏远的状态，可他却不能把类似的材料写成长篇小说，因此他很受挫折。就在这个时期，他在《太阳依旧升起》中创造了哲克·巴恩斯 (Jake Barnes)这个彻底被疏远的角色，并不是通过心里因素，而是通过战争中巴恩斯所受的伤。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 感觉在巴恩斯这个角色身上疏远的含义更深了一层。他说：“哲克·巴恩斯不是一个性功能有障碍的人。他更像是一个穿着道德的贞操带。”
1924年，当海明威写《一条大河两个心》时，他写作生涯的后半段，也是变化相当大的一段时期，开始逐渐成型。1923年他因在潘普洛纳(Pamplona)看斗牛激动不已。1924年，在准备回那儿去再参加斗牛节时，他信中写道:
你还记得在一家Montallegro的酒吧里我和你提起，有一些人他们具体的行为本身就散发出一种让人肃然敬佩的气息？我觉得我必须找到这类人。在斗牛场里我就感到了这种魅力。上帝啊，没错。
这是他写给爱德华·奥布莱恩(Edward O’Brien)的信。后来奥布莱恩做编辑时，编了一套年度故事集作为礼物送给海明威，海明威因此第一次体验到了他人所感到的那种“令人肃然敬佩的感觉”
三
海明威一开始写的故事里，年轻男子的道德准则是：“自己觉得说得过去就行。”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活得像不像一条真汉子，有没有英雄气概；但并不关心这样活着会给他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些角色不在乎家里人给他们定下的义务，对女性也不一定中一。这种角色不求什么亲密的个人关系，却总为了共同的理想与志同道合的人结为兄弟。
在寄回家和寄给战友的信中，海明威表达出了很深的兄弟义气。许多封信中，他不说“我”或“你”，而是直接用“哥们儿”(“a male”)来指代自己和朋友。他会和朋友说，“让哥们儿知道最近的情况呀。” 鼓励一个朋友在巴黎找工作时,他说:“哥们儿找好工作不一定要有才也不一定要吃苦." 另一个朋友结婚时，海明威写道“哥们儿单身汉的日子过多了，已经超出了对哥们儿有益的地步了”。
海明威重义气的原因可能和美国大学生加入兄弟会的原因类似（女生加入姐妹会）。他们矛盾复杂的性倾向和想象中那种豪爽的男子汉气概差别颇大，因此产生的焦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用所谓的“兄弟义气”当挡箭牌，其实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另类人的一种憎恨。年轻的他们并不知道每个人的性倾向都是矛盾而复杂的。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道:
同性恋会做一些哥们儿绝对不会做的事。从来没有哪个同性恋会忍饥挨饿。好哥们儿都忍饥挨饿过。不幸的是，写作的哥们儿会碰到不少同性恋的同行。
他对一个笔友表扬另一个朋友说: “他比我们还要恨犹太人呢。”海明威故事中的哲克·巴恩斯（Jake Barnes）揭露了海明威心中另一种仇恨，:“我不信任坦率和直白的人，特别是那些实实在在说话的人”。 这句话可能也戳穿了“哥们儿”内心都存在的一种阴影：他们之所以走到一块儿去，可能就是为了逃避自己内心的某样东西。
海明威还坚持说婚姻不影响到他和兄弟们的义气。他解释说自己妻子哈德利(Hadley)是个铁娘子。 他在信中写道，“出去旅游时她是个哥们儿”; 对另一位朋友他说:“钓鱼时其他女孩子只是装着有兴趣，她却像一个男的一样兴致勃勃。” 海明威还解释说，因为他婚姻幸福(事实上他们夫妻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可以有那么多朋友: “婚姻不美满的汉子不可能拥有兄弟间的情谊”。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里，男人二十五岁以前可以过一种撑当好汉的生活。二十五岁以后，这种追求就变得不健康了，因为它不能带给年轻人成熟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举止。二十五岁以后，所谓的兄弟都会渐渐孤立疏远开来，他们因此会靠喝酒来找回那份义气，靠酒将孤独的人再融合起来，或者互相比拼竞技来感受那种感情。海明威年纪大了以后，不和朋友们喝酒时，会吹牛，告诉别人他不但比他们更强壮勇敢，而且他的妻子比他们的妻子都要好：
玛丽小姐[指玛丽·威尔士，他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很强悍。 她也很勇敢、迷人、风趣、长的喜人，与人和善，是一个好妻子。 她钓鱼钓得也很好，射击打鸟也有一手，游泳游得很棒，烧菜烧得好、品酒也不错，花园里她也能干、还是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另外艺术、政治经济、斯瓦黑里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都懂一点，还能用西班牙语管理船上或家里的佣人。
海明威年纪大了以后在作品里写了一些外表虽然冷漠，但在和年轻女子的恋情中依旧充满热情的中年男子，比如《过河进树林》 (Across the River into the Trees)(1950)中的坎特维尔上校(Colonel Cantwell)。相比之下，一九二几年年岁还不大的海明威情感生活却并不愉快。 比如，他笔下尼克·亚当斯这个角色心中的“好地方”是“什么都影响不到他的地方”。当尼克断了自己和女主人翁马哲瑞之间的恋情时，“文中没有任何描写。”
没有一群兄弟和自己打成一片时，海明威开始幻想与一位情人合为一体。很多人指出海明威文中的特殊用语。在《永别了，武器》中:“我不再存在。我就是你。” “我们是同一人。” “我要我们都变成一体" 在《战地钟声》里海明威写道: “现在的我是你......现在的你是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有的个体都是对方……我们是完全相同的。” 在《伊甸园》里: “现在你分不清谁是谁了吧？” (女角色说这句话时刚刚把她的手指伸进了他的身体里)。 所有人读到这些内容时都认为这是性别越界，但这种合二为一的欲望在海明威写给自己朋友们的信中也不断出现，比如他统称自己的哥们儿为“雄”（a male，前文翻译为“哥们儿”）
作为义气深的男子汉也好还是雌雄同体的人也好，海明威想要的是一种与他人的融合，一种高于个人的包容，一种连系。这种与他人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在一个书评中提到了海明威为达到这种融合所付出的代价， 海明威为此愤怒不已。她说，海明威书中的角色读起来像是餐馆里用大白话说话的人，“因为大白话俗气，是普通人说的话。”用大白话说话的人“聊天的时候给人感觉很自在，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其实一点也不自在，是啊，他们其实是非常别扭的。”
海明威不但在书里用大白话，而且信里也用。在信中称赞别人时他总是说 “corking”，“whamming” 或者 “swell”。 （都是说棒，好的词，老百姓的话，土气，随意，有点类似中国各地方言里特有的一些词）他和别人提到第二个老婆范尔弗（Pauline Pfeiffer）时，说她是 “a swell girl”。
在评价《非洲绿色的群山》 (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时，爱德孟·威尔逊是这么说海明威的，这段评价很有名:
如果海明威用第三人称叙事，那么他内心的矛盾，复杂的情感，都能被可观地描述出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深刻严肃。但海明威一用第一人称来写故事，麻烦就来了。用“我”做主语的作品中他似乎丧失了所有自我批评的能力，变得又傻又多愁善感。具体这是什么原因，我没办法解释。
他书中的角色巴恩斯 (Jake Barnes) 和弗杰克·亨利 (Frederic Henry)只跟自己自言自语，毫无保留地泄露自己的想法。 另一个人物尼克·亚当斯 (Nick Adams)对记录他心理活动的“讲述人”也视若无人。 但当海明威以“我”这个人称叙事，以“你”这个人称指代读者时，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本色的话说，就是不停地夸夸其谈，说自己如何身手不凡。
他自己却也清楚身手好不能拿来当故事讲（类似《太阳依旧升起》中的佩德罗·罗梅罗）。身手是真的也好装的也好，拿它当故事讲有时弄巧成拙会让自己很难堪。詹姆斯·瑟博(James Thurber)曾经就写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人》（The Greatest Man in the World）（1931）中，主人翁矫健的身手赢得了胜利，可他自豪地庆祝胜利时，他说的话让他显得很一文不值。詹姆斯·瑟博对当时类似海明威这样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意见的。
自大的面具下，海明威最真切的希望是摆脱自我而活着，去和他人或者说外界融为一体。丹尼斯·德茹世蒙曾经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中的恋人想摆脱个体的束缚，想两人融为一体，可他们却发现自己逃不出各自的身体，如果非要逃脱个体的约束，那只有选择死亡。1924年美国的一位参议员自杀身亡，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道：“我还是觉得任何想（与他人或外界融为一体）的人都能达到自己的愿望。现在事情进展的不错。不久之后也许我会证明我的理论。” 在《太阳依旧升起》中一场斗牛表演的高潮，罗梅罗的“剑刺入公牛体内，一刹那间他和公牛成为了一体。
四
《剑桥海明威书信系列》的目标读者群不太明确。给人的感觉是目标读者群是研究文学作品的人，但书中却提供了脚注来介绍托尔斯泰是谁毕加索是谁。最近几十年来学术性出版物都有这种读者群不明的情况。书的编辑应该清楚自己的读者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种读者混淆的情况估计是出版商强加给编辑的要求造成的。卡洛斯·贝克尔1981年编的另一本海明威书信集脚注就很精简，对读者自身的学识是一种尊重。现在新出的剑桥版书信集就没有这种态度。比如说，剑桥版会在书信中间打断读者的阅读，用一个脚注来解释马库斯·欧莱利斯(Marcus O’Realius)的哲学。
书中其他的脚注还有显多余的。例如，编辑注明说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写的《追忆过去的时光》(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assé) 中的第三本书“最近让郭曼特市(Guermantes)周边的一些郊区村镇引起了人的注意。”再比如，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说，“就像哈姆雷特所说，我们被命运戏弄了”书的编辑立刻注释说：
这也许是暗指哈姆雷特击剑决斗身亡前说的一句话 “一只麻雀的坠落都和上天的意愿分不开”（special providence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也就是说上天的意愿决定着世上最微小生命的命运，任何事物该逝去时就会逝去。
可海明威在信中已经对哈姆雷特的话做了精确的解释。他写道“我们的终结都和上天的意愿有关”。既然海明威都这么说了，此前的脚注难道不显得多余吗？
虽然年长的海明威在公众面前很自豪地展示了他打猎的技巧，年轻时的他却在这一系列书信中展示了一种不同的自豪。有一次，文学杂志《这一季》(This Quarter)的主编因病需要休假一段时间，海明威为他担当起了印刷，校对和出版的事务—— “（我）在印刷车间里和总工一起干活”。相比起他对拳击和斗牛时渲染的描述，这些信函里的记录似乎更可信一些。他说“就像任何充满细节的工作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去对待它”。他亲手参予的工作似乎有一种他作为（拳击和斗牛）观众时字里行间没有的一种自信：
你需不需要另一侧加上卷编号与倾斜刻板留下的白纸形成一种呼应[打印刻板，板上倾斜地摆放着杂志的标题]? 还是别留什么卷编号？绑定时，就是把封面拆下来之后，比如在图书馆里绑定杂志时，最好能有这样的卷编号来帮助查找。所有杂志都留有这样的卷编号。
在这些年里，海明威当了爸爸，被生活压力所逼迫，不太愉快，同时一位位编辑不是拒绝了他就是给他的报酬很少，他自己住在一个木匠店里，因为他宁愿把老婆的钱花在饮酒和旅行上。这段巴黎时期的信件和他后来回忆录《流动的餐宴》(A Moveable Feast)中的内容差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时我们特穷也特快乐”。他当时既不是很穷也不是很快乐，但至少那时候海明威还只是为了他的才华在写作，不像后来，海明威为两样东西而写作：他的才华和他的名气。“写作是唯一值得去追求的事。除非你是一位画家，如果那样的话，绘画是你唯一值得去追求的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