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竹内好在谈及日本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欲望，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通过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我以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大概都面临着如竹内好所言的问题和困惑，在他们还没有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的时候，他们大概还能耽溺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自我安慰，但是一旦面临生活真实的境况——正如我在30岁时才强烈感觉到的失败感——他们立即就会明白，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现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被转移到了更年轻人的手里，而自认为长大成人的“80后”们会问：“今天你读‘韩寒’了吗？”

最早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摊点翻书，一个朋友指着《三重门》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几门成绩挂红灯的高中生写的小说。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几乎没有任何印象。2007年以后似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记得张悦然在一次会议上对我说：“‘韩寒’现在是公共知识分子了。”这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崇高、神圣的名词，它和一连串的经典人物联系在一起：萨特、福柯、萨义德、鲁迅等等。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80后”青年怎么就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呢？他是怎么公共？又是如何知识分子呢？但不管如何，“韩寒”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实。在北京的地铁站里，“韩寒”为“凡客”代言的巨幅广告矗立在每一个过客的眼前，打开电脑，各大门户网站经常性地跳出“韩寒发表”等内容，用一句网络流行词来说，我被“韩寒”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韩寒”多么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都成了一个被刻意放大和赋魅的事件。

一个记者曾对我说：“‘韩寒’是文学圈内唯一有新闻效应的人，而且效应很大。”她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解释“韩寒”现象的一个切入口。“韩寒”是文学的，同时又是新闻的，“韩寒”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合谋的，或许正是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能够获得一致的认可。中国某教授就曾经夸大其词地说：全中国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大不过“韩寒”。在《上海文化》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韩寒”被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徐贲在《美国人看不懂韩寒》中也认为：“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作为一个作家的“韩寒”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韩寒”或许都有其值得赞誉和信任的地方，在很多人看来，“韩寒”的魅力来自于他抵抗的姿态和抵抗的方式。抵抗的姿态是指，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对社会公共事件作出反应，并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说出真话。“韩寒的话语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的全新见解。”另外一方面，就抵抗的方式来说，“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于是，韩寒的4.5亿的博客点击率就成为了一种“抵抗”的标志。

2

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一个事件发生，然后有人对此发言，有些人发言会好一些，有些人发言会平常一些，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像这样把“韩寒”的一些博文提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这或许也只有在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吧。“韩寒”或许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相信说这样真话的人在中国很多，而这些人因为缺少表达的平台，也缺乏相应的传播条件，所以就被遮蔽了，而在遮蔽这些发言的同时也就无限夸大了“韩寒”言论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如果说“韩寒”确实在实施一种抵抗，那么在我看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媒体的抵抗”。“媒体的抵抗”的特点是它的指涉是单一的，它抵抗的对象是确定的，它抵抗的内容是公共话题中最讨巧的一些东西。在“韩寒”博文中最常见的是对于政府腐败的嘲讽和调侃，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腐败确实是需要抵抗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话题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让我担心的是，“韩寒”的这种看来很“新鲜”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可能潜藏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很多重要的问题被表达的形式所掩盖了。如果说得刻薄一点，在“韩寒”的很多博文中，有一种巧言令色的成分，他既没有从根本上去廓清一个问题，也没有在表达上给现代语言提供新颖的东西。

在我看来，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他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但是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欣赏“韩寒”之处，他们知道，真实的抵抗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这种抵抗的“假面”，则是共赢而无害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博文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里面的某种利益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从公众人物到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完成了新世纪的华丽转身。也许有人会说时代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也变了，是的，时代变了，网络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用不着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发表宣言、起草联名信、上街游行了，他们只要在职业之余，上一上网，人肉些必要‘信息’，再在博文里留下几句损政府、嘲弄世道人情的绝活以充当‘檄文’，然后就会在顷刻间传遍整个网络，成为网友们泄愤的暗语。别小看这些绝活，那还真属于韩寒的绝活，作家的言辞技巧，到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魅力。”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韩寒”有这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依然代表了某种勇气。我想每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保持必要的正义之心的人，可能都希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去发言。而这种勇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我还记得2006年刚刚博士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宿舍管理科突然颁布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规定：禁止异性进入每一个学生公寓楼。这条规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明显，这是一个管理者为了推脱管理的责任而无视学生人权的做法。因为找不到实际解决问题的渠道，大家就在学校BBS论坛上发表抗议的言论，当时我一连发表了两个帖子，表达对学校这种管理制度的不满，因为语言“过激”，很快学校的管理部门就找我谈话。我记得当时一个管理人员对我说：“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警告我不许再发表相关言论。这个小小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真实的表达可能都是要冒风险的，不管这风险是大还是小。所以我对“韩寒”的质疑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是难以企及和做到的。我对他的求全责备与其说是出自一个批评家吹毛求疵的职业习惯，更不如说我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对“韩寒”式的抵抗抱有更多的希望，我希望这种抵抗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思考品质——而在我看来，文学比短小的博文更能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希望“韩寒”能从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角度来完成抵抗——我将之命名为“文学的抵抗”——也就是他通过文学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但关键问题是，“韩寒”因为过于受制于他的“媒体式抵抗”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严重损害了他文学式抵抗的品质。

3

在2010年推出的被认为“重要”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韩寒似乎企图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来更全面地表达他的思考。我是满怀希望地在第一时间内读完这部小说的，但结果非常失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很蹩脚的小说，即使连韩寒的粉丝们也不得不对这部小说持保留的态度，我在豆瓣网上看到了下面这些评论：

或许韩寒写了太多的博客和杂文，这些博客和杂文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渗透到了小说里。《光荣日》和《他的国》里我已经看到了用力过猛的迹象，《1988》里依旧。小说里有非常多的反映现实的片段和情节，这里面自然有非常机巧非常合适的，也有让人感到明显的人为的痕迹的。我非常喜欢关于“钓鱼执法”的影射，把黑车换成了卖淫，同时我也很不喜欢关于朝鲜的那部分。我把那段贴在这里：

“娜娜明显很高兴，说道，那我当然不会让她看见我做的生意。我就把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去好的学校念书，从小学习弹钢琴，嫁得一定要好，我见的人多了，我可会看人了，我一定要帮她好好把关。如果是个男的，我就送他出国，远了美国法国什么的送不起，送去邻国还是可以的，比如朝鲜什么的。

我不禁异样地看了她一眼。

女孩子在构想未来的时候总是特别欢畅，娜娜始终不肯停下，说道，到时候，他从朝鲜深造回来，学习到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知识，到国内应该也能找个好工作，估计还能做个公务员，如果当个什么官什么的就太好了，不知道朝鲜的大学好不好，朝鲜留学回来当公务员的话对口不对口……

我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对口。”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还有相关的呼应，在这里我就不打了。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这一段，也许会觉得有趣，觉得很讽刺，可我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刻意。并不是因为朝鲜敏感或者朝鲜让我敏感，只是我觉得这段很像是生拉硬拽到朝鲜来的。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韩寒的意图，也可以看到韩寒的手法，在这一点上，是不好的。

好的小说在风格上应该是有统一性的，在节奏上也应该是有序的。遗憾的是在《1988》里出现了一些让我感觉突兀的地方。或许他真的写了太多的博客和杂文，这真的很遗憾。

……

回到小说。社会现实给了韩寒太多的素材，可韩寒并没有完美地使用它们。写小说和写博客不一样，急迫地随意地去写就会留下遗憾。

我打四颗星，剩下的那一颗，是对韩寒的希望，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希望。

（注：莫陶客2010年9月24日发表于“豆瓣网”，下面的跟帖较多，比如曾小小认为：“韩寒的东西看多了也就那样了，没什么意思，也启迪不了我，也帮助不到我……只能解气。”coldyuye认为：“他的小说是他的杂文的延伸，小说并非他最擅长的，他有些随意了。其实他也许该多花些时间和工夫在小说上，正如你说的‘社会现实给了韩寒太多的素材，可韩寒并没有完美地使用它们’。”echocheng说：“我只看过《三重门》，还是读高中那会儿。高一那会儿，twocold同学很火啊，于是我就颠颠地看了他参加《萌芽》的复赛作文，以后就没看过。博客里充斥着自己什么都看透什么都嘲讽什么都无谓的调调，不太喜欢。”Wense说：“平时韩寒的博客我也是不看的，就像你朋友说的那样，没什么意思，何必浪费时间在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上呢？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产物，有多少人是‘被韩寒’了，这显然很符合人们从众的心理。博客来造势，杂志来煽情，再搞本小说来圈钱——看完这本书，没留下什么印象。”）

这些豆瓣网友的评论大概代表了某种很真实的声音，分析也非常到位。（同时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读者”或者“点击率”是需要进行分层讨论的，仅仅凭借数字并不能说明“韩寒”的重要性。）在《1988》这本小说中，媒体式的写作代替了文学的写作，媒体式的戏谑取代了文学式的反讽。“韩寒”甚至都不会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中断，通过回忆来把故事推动下去。一方面是简单的“80后式”的怀旧，一方面是简单的对于政府和体制的解构，这些构成了《1988》的全部内容。

或许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名字，1988，让你不免想起奥威尔的名著《1984》，很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2010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也推出了长篇小说《1Q84》，并坦言是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能否将这三部作品关联起来进行分析呢？弗洛姆在《1984》的“跋”中指出：“奥威尔给我们描绘了真理的本质。表面看起来，奥威尔是在嘲讽斯大林1930年代在苏联的统治；读者的眼光若止于此的话，将会错失奥威尔论述的关键点。奥威尔实际上也是在谈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虽然这种趋势跟俄国和中国相比，节奏慢了很多。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真正存在？”虽然关于奥威尔的评价在西方一直分歧甚大——比如诗人艾略特和批评家燕卜荪都认为他的《动物庄园》是一部失败之作，《1984》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根据刘禾教授的考据，《动物庄园》和《1984》的幕后推手都是英国的谍报部门IRD（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奥威尔本人，也一直与英国谍报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弗洛姆的观点还是非常谨慎地提醒我们政治寓言小说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即：它不能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体的情绪，而是要与“真理”进行对话。在《途中的镜子》中，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1984》不仅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更是一个带有实验色彩的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通过这一有效的文学形式，《1984》作为政治寓言的抵抗力量才凸显出来并成为一个历史的坐标。同样，我们会发现，村上春树的《1Q84》也是在极其精巧的形式中来展开其政治批判，当然，因为村上春树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最后不无媚俗地将这种解决的途径归结于“爱情”。

《1988》缺乏这些最基本的向度，这部小说里只有自恋和自欺，既缺乏外在的有力的文学形式，也缺乏内在的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我看来，“韩寒”的自我是一个表面化的自我，因为他高度地执着于这种表面化的自我，他就从来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他怀疑和嘲讽一切，但是却从来不怀疑和嘲讽自己。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信仰，他以为政治就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就是不无辨析地进行对错的道德区隔，而他的那些道德，又往往来自于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教义和大众情绪。因为这种真正现代的自我意识和真正有力量的政治信仰的缺乏，“韩寒”的抵抗，无论是媒体式的抵抗还是文学式的抵抗都缺乏真正洞察的眼光和震撼灵魂的力量，因为并没有内在的力量支撑，他只能是也必然是一个投机者。这种“抵抗”的“假面”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如影随形，阴魂不散。“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80后”的一体两面而已。

1

以上大篇幅的对郭敬明和“韩寒”的讨论，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郭敬明和“韩寒”就代表了80后甚至是当下的中国青年一代。各种媒体海量信息的铺张似乎也在一再确认和构建这样的“代言者”的形象。2011年2月，方舟子通过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对“韩寒”发起了质疑，这场论战借助自媒体的传播便利，迅速成为该年度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大量不同立场、身份和职业的人加入进去，成为一场“微博”的狂欢。从事件发生之日起，我就一直观察它的变化，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一事件最后似乎并没有指向“求真”这一本该坚持的目的，而是在微博化的语言表演中稀释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而自动变成了一种“广告”式的存在。这也许背离了很多人的初衷，但对于我而言，却展示了另外层面的东西：第一，我对于“韩寒”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更加确信，而这种符号化一旦通过自媒体进行放大之时，它实际上暴露了其更多虚假的本质；第二，即使“韩寒”的这种本质被暴露，但这一事件传播之广、卷入人数之多，争论程度之热烈，却似乎反证了“韩寒”所谓的“人气”和“影响力”。这后一点让我觉得极其不安。这种不安感持续反复出现，2013年，郭敬明将《小时代》搬上银幕，电影《小时代1》和《小时代2》以空前“热度”占领电影市场，并以高达8亿元的票房收入雄踞年度票房收入榜首。据相关媒体报道，《小时代1》首映排片率高达43.31%，而北京的两家影院（北京紫光影城和海航天宝国际影城）全天只排该部影片，并因此被指责违背了电影放映相关法规。更有媒体报道，有很多青少年学生以团购、包场的方式观看《小时代》，《小时代》构成了一场据说是“90后的盛宴”，以至于官方媒体也不得不进行一种批评式的表态，以维持其价值观的严肃性和正确性。但这种表态毫无疑问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小时代》宣扬了多么恶劣的拜金主义的价值观（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小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而不是全部，至少还有一些如青春、友谊等正面一些的价值观），而在于是谁，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将《小时代》塑造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这背后的逻辑原则与“我是韩寒”如出一辙。这正是让我不安的原因，在自媒体和各种信息的包围中，我们几乎是自动化地接受了“韩寒”和“郭敬明”作为代表的“事实”，而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背后，在媒体几乎将一切都“娱乐化”和“粉丝化”的时刻，在我们的同时代，还有更复杂、更庞大的群体的存在。

2013年暑假，也就是《小时代》热映的同时，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一个消息，一个我儿时玩伴的年轻的妻子刚刚去世，她生于1985年，在上海的一家成衣厂打工，或许是加班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草草抢救无效后死亡。母亲在电话里连连叹息，说最可怜的是两个孩子，一个6岁快上小学了，一个还在地上爬。这大概是再普通不过的故事，即使是这个女子的家人亲戚，也没有多少的怨言怨语，不过是像我母亲一样，更多地将之归于“命数”。但是在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却非常奇怪地将这个我并不认识的劳动妇女和《小时代》联系了起来，她知道小时代或者大时代吗？她在上海的工厂劳作，为这个城市贡献微薄的劳动力和利润，她有没有走进一家电影院，去观看一场我们这个时代的视觉盛宴？如果她真的不小心走进了电影院，看到《小时代》里面的红男绿女演绎生死情仇，身边的都市青年欢声笑语，她会是什么感受？她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区隔了吗？这种联想也许过于牵强，却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的想法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据2013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称，全国80后农民工有近1亿人，我们考虑过这1亿人的感受吗？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吗？我们知道他们的痛苦和挣扎吗？他们沉默，并在这个国家的文化生产中缺席，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存在。实际上，这种庞大数量本身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召唤功能，它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引我们去观看，甚至是投身到他们之间。

2

早在2006年7月，在一种“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的观念的驱使下，我去了广东东莞。我的两个高中同学，一个在那里从事电脑销售和维修，拥有一家门面店；另外一位从事工艺礼品的初加工，他的生产流水线上有数百位工人。从一开始，东莞的一切都溢出了我的想象。我在东莞火车站下车，我的同学过来接站，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坐上公交车去长安镇。行驶途中，突然有三五个神态凶狠的男性（这种神态似乎很难表述，一方面似乎凶神恶煞，另一方面似乎又懦弱而缺乏自信）上了车，并明目张胆地抢劫前面几排乘客的钱包，一个看起来瘦弱憔悴的农村妇女条件反射地问了一句：你们干什么？回答她的是一句恶狠狠的话：不要说话，否则砍死你。我当时愤怒又紧张，心中充满了惧怕，我的同学拉了拉我的衣角，用眼神示意我不要出声，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种恐惧的沉默，而且我意识到，这种沉默是反复训练的结果。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直接地遭遇到现代的“暴力奇观”，关键问题是，它并非是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针对另外一群人，是大多数人针对另外一群大多数人。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我这么说有充足的理由，当我和我的同学后来站在路边，求助一个摩托车手带我们去目的地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再三盘问并确认了我的学生身份后才最终同意，原因很简单：他觉得我们两个人有可能会在半路袭击抢劫他。我的同学对此表示十分的理解，他告诉我：抢劫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命案，也以较短的周期出现。他特别叮嘱我，在东莞，结伴而行，万事小心。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在我入住长安镇三天后不久，我住地附近的公园水池里，就浮出了一具无名女尸。很显然，她是很多无声无息的消失者中的一位。

我清楚地记得那几个上车抢劫男子的口音，他们来自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大省。我在此之前曾去那个地方短暂旅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恪守着某种传统的道德礼节。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一个三轮车师傅，三十多岁，他同时充当导游和司机双重角色，自始至终，他都热情十足、尽职尽力地完成他的工作， 尽管我们支付给他的酬劳其实很低廉。我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中午就餐的时候，我们再三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是他坚决拒绝，坐在饭店的角落里啃了一个冰冷的馒头。这个三轮车师傅如果离开了故乡，来到东莞打工，他会不会成为那群“抢劫者”中的一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群抢劫者，以及更多的在城市流动的所谓“罪犯”，尽管我们对他们深恶痛绝，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很多人仅仅是到了城市以后才变成这样，如果在故乡，他们也许是一个模范的丈夫、儿子或者父亲。这是在重复现代史的主题吗？在现代叙述中，总是有这一类的描写：城市让人变得堕落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主题的最经典作品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本分善良之人在城市堕落，最后走上人生和人性的毁灭。但相对于《骆驼祥子》中那种温婉的哀伤和无能为力的虚弱，我在东莞的现场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更剧烈的传奇性，就好像无数部美国的西部片，在一种带有狂欢气息的纵欲中发泄着过于强烈的欲望。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80后的务工者）在街道、网吧、游戏厅、溜冰场、广场、商场、洗浴中心游荡，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和体力，一言不和就拔刀相向。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两个经典描述，一个是本雅明关于18世纪初巴黎的：“1798年，一位巴黎秘密警察写道‘在一个人口稠密而又彼此不相识，因而不会在他人面前惭颜的地方，要想保持良好的行为机会是不可能的’。”“每个属于浪荡游民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他们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并或多或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另外一个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描述的：“这种大规模的集结，250万人口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人们是以后才能看清楚的。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的那种可怕的冷漠，那种不关心他人的独来独往就愈让人难受，愈使人受到伤害。”

必须承认这仅仅是东莞的一种色调，这一色调往往从下半夜开始，而当霓虹褪尽，东莞恢复了它作为中国最具戏剧性现代化城市的底色，这一底色就是所有的男男女女回到各自的生产流水线旁边，开始其有秩序的机械运作。在东莞的两个多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多次进入到那些生产流水线的附近。在一个陶瓷加工厂，我看到很多工人在巨大的噪音和灰尘中劳作而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当我问为什么没有相关的劳动保护时，他们几乎是以一种鄙夷的眼神看着我，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构成问题的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些钱又代表着多少的商品和购买力。在另外一家工厂的女工宿舍里，我看到了类似于夏衍《包身工》似的居住场景：拥挤、狭窄、卫生条件简陋。我在一位女工凌乱的床上看到一本盗版的台湾言情小说，那本小说俗艳的名字和装帧设计与那位女工破旧的被褥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并构成一个奇怪的反讽式的疑问：原始的资本积累与本能的爱欲是如何共存于这一张简单的木板床？它们的共时性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们应该去读读曾经生活在东莞的“打工诗人”郑晓琼的诗歌《在电子厂》:

1

在桥沥高速公路与一级公路交叉处，

盆景中的常绿植物，大雨积水洼地

黝黑的园艺工人的尘土似的生活

高速巴士、货车，它们驮着时代快速

转动，黑色的沥青道，白色斑马线

冬青低矮似流水线工人，低头忧郁地

走过，暴雨冲刷着生活的尘土与不幸

他们谈论着数年未涨的工资，他们谈论

跳槽，双休日，加班费，他们谈论着

欲望，喜悦，悲伤，但他们决不会

像我一样，沉浸在莫名的自卑

谈论着人生的虚无，细小而无用的忧郁

2

被剪裁的草木，整齐地站在电子厂间

白色工衣裹着她们的青春，姓名，美貌

被流水剪裁过的动作，神态，眼神

这是她们留给我的形象，在白炽灯的

阴影间忍受年轻的冲撞，螺丝，塑胶片

金属片是她们的配音演员，为整齐的动作

注上现实的词句，肉体无法宽恕欲望

藏在杂乱的零件间，这细小的元件

被赋予了庞大的意义，经济，资本

品牌，订单，危机，还得加上争吵的

爱情．可以肯定在电子厂，时代在变小

无限的小……小成一块合格的二极管

3

钻孔机在铁上钻着未来，美梦从细小的

孔间投影，红色的极管，绿色的线路

金黄色的磁头间，它们的小，微小

我们在每一件小事或者庸常中活着

啊，活着，小人物，弱小者，我们

活着的，不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们活在我的诗句，纸间，他们

庞大却孱弱，这些句子中细小的声音

这颗颗脆弱的心，无法触及庞大的事物

啊，对于这些在无声中活着的人

我们保持着古老的悲悯，却无法改变

时代对他们无声的冷漠与嘲讽

这是通过诗歌呈现的“现实”，它几乎以一种反诗歌的近距离描写展示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一种状态的对比：我作为一个个体自卑、忧郁、痛苦，觉察到“螺丝”般的“人生的虚无”。但是那个庞大的群体却并不关注这些，他们谈论“工资，跳槽，双休日，加班费”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欲望，喜悦，悲伤”。这同样是我在东莞最强烈的感受之一，在我的观察中，这些几乎全部来自农村的“工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的主体意识，他们即使不是完全，也是部分放弃了对自我历史和生活进行正当化的要求，而听命于他们的工厂主和有限接触到的少得可怜的文化娱乐资讯，并在一种自我满足的想象中把个体无限地普遍化为一个受益的群体。这才是问题的可怕之处，这些人完全着意于同一化的物质存在，而拒绝了自我以及精神生活所可能带来的“历史性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确实代表了“民意”，在发展权不可剥夺的普世话语之下，即使我们意识到全球化和资本化是一个无底深渊，我们也必须勇敢地跳下去，并以全体人民的名义。

3

当然不能简单地指责这种无意识的生活状态，这可能正是中国现代化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人民需要更好的生活——这一生活首先肯定是物质意义上——对于那些数代都被穷困束缚的农民来说，城市意味着一种更好的生活，是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流满蜜与油的迦南美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城的故事就被反复叙述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在《陈奂生上城》这部小说中，农民进城被叙述为一个轻喜剧，陈奂生进城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在城市生活，也无须改变自己的农民意识，而仅仅将在城市的遭遇作为一种精神资本，以便回到农村更好地生活。在这里，农民与城市其实只是简单地擦肩而过，并没有多少历史的摩擦和互动。在路遥著名的《人生》中，高加林作为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不惜牺牲道德而获得进城的机会，但是路遥几乎是毫无犹豫地让高加林最后回到了农村，并以为土地能治愈他的焦虑。我在重读这篇小说时的困惑是，高加林真的能在农村安身立命吗？无论是对高加林还是对路遥来说，最后选择回到农村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高加林来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他已经无法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实际上，高加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土地，再一次走上更疯狂的“进城”之路。

当90年代市场改革的大幕拉开，我们惊讶地发现，高加林们只能以“外来妹”和“农民工”的形象进城，并不得不让自己变成一种纯粹的“商品人”从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1999年，一个完全是90年代版的“高加林”来到了深圳，他对土地再也没有路遥似的眷恋之情，他的信中这么说：

我家的几亩地租出去了就好，租金高低就不管了。这年头，外出的人一拨又一拨，地迟早会荒掉的，看来这是大势所趋。……沿海这边，早就没了种地人，都洗脚上田了，他们仅仅靠征地款和租金就过起了富裕生活，真是“十里不同天”啊！看来我们是投生错了地方呢。我的意见，你也不要再在村里熬了。……兄长也别说我落后……“理想”这个词语，对我来说，遥远得就像天边的云彩，虚飘飘的。

2006年，当我询问一位出生于1982年的农民工有没有考虑回到农村生活，他用一种怎么可能的眼神看着我，最后他狡黠地回答说：“除非我的那个农村也像东莞这么发达。”他是典型的80后农民工，对土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概念，几乎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也没有任何储蓄的意识，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全部用于生活上的各种开销，偶尔在月底还要向朋友借钱。他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不要担心储蓄养老的事情，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在我老的时候，一定会让每个人享受到养老保险。

这种庞大的“他们”的热情和自信在一定程度上会感染到我，让我有时候会意识到事情本身的复杂性，无法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和善恶的二元论来面对我身处的中国现实。在我租住的房间的楼上，住着几位歌舞厅的“三陪小姐”，每到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她们就会换上艳丽而性感的晚礼服，化上妖娆的浓妆，然后昂首阔步、高跟踢踏地步行穿过几道街巷，在众人的注视中满脸骄傲地去贩卖自己的青春。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热爱和欲望——虽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推动着中国的发展。我当时的房东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仅仅在20年前，她还要每天去田地耕作才能获得温饱，而现在，她完全依靠土地出租和土地转让而拥有数百万收入，而且这种收入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创造了财富，并因此不断刺激着地区的发展和繁荣，长安镇、虎门镇这些昔日的荒野之地如今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个内陆的省会城市。如果借用著名作家阎连科的概念，这是一种“炸裂式”的发展，在以深圳为书写原型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中，阎连科以其独有的“神实主义”隐喻了这种发展的畸形：工厂一夜崛起，收入成倍增长，男人和女人以肉身之躯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华堂美馆。时间似乎在此瞬间失效，它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证明空间无限制地膨胀，在这种膨胀中——经济的膨胀和欲望的膨胀——时间被完全吞噬。炸裂村与深圳、东莞互为隐喻，它们都是中国近三十年高速发展的个案一种。发展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同时似乎也在破坏某种统一的、先在的主体人性。媒体和文化书写在这一点上几乎同谋，它们共同描述了一个“变异的”中国和在此生活着的一群没有讲述能力和讲述权利的群体，并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几乎不加质疑的命名——“农民工”。

这一命名毫无疑问带有强烈的歧视和偏见。无论是主流话语还是大众媒体几乎天然地承认了这一命名的合法性，当然，他们永远不会去问一个“农民工”是否认同这一对他们的单方面的指认。但更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在于这种命名背后所呈现出来的集体的政治无意识。——即使从最表面的字词组合来看，农民工也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工人”。通过这一命名，两个阶级都被瓦解了，首先是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宪法定义的领导阶级和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这样的命名中只获得了“下半身”，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已经没有“大脑”了，也就是已经丧失了主体意识，这恰好是中国90年代以来实施市场化改革后的基本事实。在著名的纪录片《铁西区》中，大量的镜头呈现的是工人们在澡堂洗浴的情景，他们拥有让人惊羡的“肉体”，但是这些“肉体”因为意识的空缺而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而另外一方面，作为工人阶级最大的同盟军的农民阶级也丧失了其参与历史的机会和活力。在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书写中，如何将小农意识改造为具有大生产意识的农民阶级，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题。最著名的例子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不积极参与“集体劳动”的农村妇女被认为是“落后分子”并受到了道德上的惩戒，虽然因为特殊的历史语境，这种运动式的发展大生产的行为以及迫切生产“社会主义新人”的做法值得商榷，但至少在意识的层面，这种对“小农意识”的警惕和反对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近两年热播的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故事》，就发现了这里面历史的逆转。在《乡村爱情故事》里，农民个人的发家致富被缝合进“成功”的资本意识形态，《“锻炼锻炼”》中遭到批评的落后分子在此变成了“楷模”。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种“先进”“落后”的互换，而是农民作为单原子个人的被喜剧化，这一喜剧化不指向某种讽刺和批评的目的，而是仅仅停留在“小丑”式人物的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农民阶级”，连“农民”也消失了。农民现在仅仅成为小农意识的载体，当他们进入工厂，被配置上相应的技术和装备，于是，“农民工”诞生了。

这是资本和意识形态所需求的某一类群体，他们拥有小农的大脑和工人的体能，如此既能够符合规范地生产利润，同时又不会产生一个阶级的意识和主体，不会形成新的革新的力量。请问，半个工人和半个农民怎么能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呢？发问者会留给我们一个灿烂的笑脸，并将资本和意识形态的如意算盘志得意满地收入库房之中，它们意味着历史真的终结了。

4

事实会是如此吗？在中国逐渐扩大的现代大生产的过程中，农民工真的无法产生独立的主体和意识吗？哪怕这种意识仅仅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在东莞我被这种焦虑所引导，为此我专门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我凭借某种文学的而非社会学的直觉，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名之为“东莞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的问卷，在朋友的帮助下，对东莞的“普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问卷共设计四大类（基本信息、工作情况统计、非工作情况统计、认知情况统计）32个小问题。

根据这个调查问卷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诉求。在这样的发展诉求中，他们将工资所得大部分用于两个方面，一是购买衣物，二是购买书籍报纸。这第二类所占的25%曾让我暗自窃喜，因为在我看来，阅读对于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疑惑同时开始了，他们是否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阅读上？他们阅读了什么？谁在主导他们的阅读？如果他们仅仅是接受简单的娱乐资讯或者一些经过包装的文化产品，那么，这种阅读是否又回到了资本的消费逻辑中？

在上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由此，“一个煤矿工人，心怀‘人类未来’，把自己的工作（生产‘原材料’）与宏大的历史远景自觉地相结合”。

在1994年，深圳打工者李家淳给家人的信中这么写道：“最近读了《文化苦旅》，才知道散文流变极快。余秋雨老师算是开辟了某种新的散文文体，比之传统，语言风格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散文贵在真实，这种真实是指精神意象的真实。不过据我粗浅的翻读，我觉察出了散文语言太过于追求新颖和变化，也许容易陷于某种‘语言虚假’，《文化苦旅》中的某些段落，便散发出了这种味道。”

在2006年，我在东莞的街头书摊上看到的几乎全部是《麻衣算命》《如何巧中六合彩》《赌马有诀窍》《快速致富的方法》等书籍。

《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其实是一本虚构出来的书，而《文化苦旅》不过是一本“语言虚假”的作品，那么，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农民工而言，如果他们不服从于资本的文化规训，如果他们稍微迸发了一些反抗的意识，那么，他们应该去阅读什么？毛泽东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毫不犹豫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关键问题是教育农民工。

而关键问题的关键问题是——谁来教育农民工？

（本文选自《80后，怎么办？》 杨庆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