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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文辑

乌衣巷 2017-05-06
1

古台和坛城


     光明兄写的一篇文章《舞雩台》,这几天在微信上被朋友们纷纷转发。文中谈的“台”,其实也是我们“读书会”近年来经常在探讨的主题。

      光明兄很早就关注江南那些叫“墩”或“山”的地方,认为多半都是上古观天或祭天的土台遗址,类似墨西哥的阿兹台克金字塔,只不过不是用石砌的。远山兄则考证出《山海经》里经常提到的“昆仑之丘”,就是上古的天文观象台,兼作祭祀场所用。“昆仑”本为“混沦”,汉武帝时,才专指西域那座山脉。丘、墩、台、坛,最早都是指上古的观天祭天之所。
 



      台北故宫收藏的一块良渚玉璧上,刻划有一个标准的古观象台,方形三级,顶部刻有观天玉琯。观象台内部刻画的神鸟,是指示天象的运转,两只鸟围绕的方圆符号,即标示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的“四象”历法方位标志。

      远山兄考证出太极八卦图本是天文历法图后,我立刻就发现藏传佛教中的曼荼罗其实就是秘传的伏羲八卦图。以一尊无量寿佛曼荼罗唐卡为例,最外圈的圆圈分为顺时针旋转的24格,无疑就是从太阳历24节气标示中演变而来,内圈八叶则脱胎八卦位,东南西北四方原是二分二至的历法标志,还保留着三级四方的“昆仑之丘”标示,边上圭表旗杆都清晰可见。由此还可推测最早的佛塔形式也是从古观象台和祭坛演变而来。而二鹿拜法轮的形制,也许就脱胎于传说中上古的“鹿台”。
 



      在查找证据时,发现了台湾有位研究道教的萧登福先生非常厉害。他早就论证了金刚界曼荼罗系仿自中土道教的九宫神坛;而胎藏界曼荼罗和《后汉书·志·祭祀上》或《史记·封禅书》等记录的坛场规制共同点甚多:两者都为多重圆坛,有四门,四向通达,每重坛上分祀多尊神祇,对神祇的方位、阶次、服色的说法也多雷同。萧登福指出:中土以五帝与青白赤黑黄五色相配,分属东西南北中五方,这样的配属与五行生克有关,早在《尚书·虞书·益稷》中就被记载;商代甲骨文中就已有祭四方帝的记载,秦汉之际以五方帝代表上天,道经也多有五方帝的描述;而密教之坛,竟然也以五佛、五方、五色相搭配,将五佛分属五方、五色,其方位颜色又与中土相近;胎藏界曼荼罗和现存道教《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中的坛位图也颇相近,当是仿袭中土帝王郊天和道教坛仪而来。

      我找到一个萧登福先生没考到的重要线索,据吕建福先生《中国密教史》中介绍:曼荼罗也是古印度建筑学的术语,《物相论》中把由64格、81格的小格子组成的方形神殿和寺院建筑称之为曼荼罗,这种方形曼荼罗被认为是某位主神及其眷属和寺院保护神居住的宇宙空间的象征。后来印度教中的曼荼罗大都以此为基础演变而来。将此信息告诉远山兄后令他也颇兴奋,因之前他已考证了19路围棋是源自64格的罫棋。远山兄还提出“八佾舞”也是源于天文,对应八八六十四卦,是代表“天道”的天子之礼。

      源自印度的曼荼罗除了画像还有立体堆塑的,东晋时最早将曼荼罗译为“坛城”,看来没错。坛在中国上古就是指祭坛,《说文解字》:“坛,祭处也。”《宫室考》卷上:“坛,祭法,筑土曰坛。”坛的主要功能就是祭祀。光明兄《舞雩台》文中写到的土台,也都是祭处。

      主持六朝古都邺城遗址发掘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唐室主任朱岩石,2013年曾在上海博物馆作专题演讲,提到邺城遗址可能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规划性极强的中轴对称四方都城。他没有具体谈佛教的传入对出现这种“新城规划”的影响,但我和光明兄当时都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曼荼罗”。这种规划严谨的宫城,明显是为了宣示一套较完整的文化观。现在看来,宫城和曼荼罗的确有关,但最早可能是和上古的天文观测有关,商周的都城和宫殿制式到底是怎样的?我怀疑也许那才是曼荼罗的原型。

      以“四象”为基础的“八卦”、“九宫”概念,可能在石器时代就已是上古文明共有的知识。中国的“禹贡九州”应就是参照早期天文历法知识中的“八卦位”再加上“中心位”而划定,“紫禁城”也是参照天极崇拜的“紫微宫”来设计,道教的九宫神坛无疑也源自上古的祭天坛仪。印度密宗传到中国,先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所传之“印密”,然后是由中国僧人一行、惠果继传而形成的“两部一具”之“唐密”。一行是著名的天文学家,精通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他也是“唐密”形成的关键人物。藏传密宗中的曼荼罗,某些可能来自早期的“印密”,而金刚界曼荼罗和胎藏界曼荼罗,结合了上古中国帝王的祭天坛仪及道教坛仪用于佛教教义,很可能与一行及惠果参考中国传统进行了重新整合有关。

      地球逆时针自转,所以星象看起来都围绕着自转轴正对的方位(紫微宫)顺时针旋转,古人以为天心那儿肯定住的是上帝,统摄一切,而其在地上的代表就是“转轮王”。象形四斗合并的卐字符和表示“四时四方”的十字符,几乎在所有早期文明里都被强调,它们最早都是表达人类文明早期的“天极崇拜”。在藏传佛教的密宗经论中,密宗本续常以“总摄轮”(Cakrasamvara)为名,Cakra之义即“轮”,Samvara原义为“交汇”(“二绳四维”),汉译为“总摄”。总摄轮,好奇怪的名称,若知原本就是指天心紫微宫就一点不奇怪了。极斗合并的卐字符最早就是代表“法轮”,后来又以十字轮、米字轮(“二绳”加“四维”)代替。古人认为这个“法轮”总摄天地一切运转,此原本感觉十分拗口的名称,如今觉得还真是贴切。

      脑洞渐大,先到此打住,附上光明兄好文,结尾尤感戚戚。
 

      2016.4.14



2
冷云散尽不堆蓝

   

      担当传世作品,以《千峰寒色》及《趣冷人闲》、《山水墨稿》三本山水册页最为重要。


      《千峰寒色》有担当自题:“德公善画,征余作此册。未动手,先有一德公横在胸中,如何下笔?虽然逐鹿者不见山鹿,从何走?此中三昧,全在白处讨分寸,吾与德公共之。”可知此册是因某德公之征而作。石涛有“搜尽奇峰打草稿”之语,强调对大自然的学习。担当的“千峰寒色”却不仅仅是指大自然,此册几乎全是对前辈大师笔意的临摹、提炼和发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千峰”亦是指历代丹青前辈,向大师致敬。担当有“支离老手非熟极而生不可”之语,与德公的切磋,虽“全在白处讨分寸”,却拈出胸中“千峰寒色”。


       《千峰寒色》十七画,担当分别有自题:从荆关变出、仿北宋人、仿赵文度、仿大米、仿赵大年、仿董北苑、仿黄子久、仿元人意、仿元人大手、仿王叔明、仿倪高士、仿范宽。皆董其昌所述“南宗巨子”。天启五年(1625)担当赴北京应试不第,时董自南京礼部尚书致仕,担当奔其门下从习诗画。董收藏丰备,其《画禅室随笔》中记:“董北苑潇湘图,江贯道江居图,黄大痴富春山图,董北苑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郭忠恕辋川招隐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李营丘着色山图,米元章云山图,巨然山水图,李将军蜀江图,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宋元人册叶十八幅,右俱吾斋神交师友。每有所如,携以自随,则米家书画船不足羡矣。”担当执赘董门,千峰寒色,时得一窥。董诗有“望入河桥万里情,千山寒色是王程”之句,册名或由此出。


       董其昌和同乡好友陈继儒当时俱赏担当。陈隐居松江东佘山,董有《赠眉公东佘山居诗三十首》,其八云:“餐取峰霞坐翠岚,云根劖出小终南。窗悬虚室常生白,帖仿萧斋欲过蓝。山长旧来鸿自一,市喧还笑虎成三。应怜惠子能知我,雅道寥寥有荷担。”此诗自是寄陈,担当名号出处却疑似与此诗颇有些瓜葛。担当1628年从江南返滇,此前曾往会稽显圣寺参湛然圆澄禅师,初皈佛门,取法名通荷。回滇后他与陈继儒仍保持着交情,1638年徐霞客游滇,经陈介绍来找担当,担当盛情接待并倾囊相助。徐霞客在游记中称道担当“诗书画俱得董玄宰三昧”。董其昌死于1636年,陈继儒死于1639年,担当于1642年正式出家,遵云门正传,法名改为普荷,字担当。虚室常生白,仿帖欲过蓝,《千峰寒色》标明因“德公”而作,“德公”是谁?颇有一参。


       揣担当名号与“雅道寥寥有荷担”句有关,另一证据是担当后来自己写过一首《临董玄宰先生帖》:“太史堂高不可升,哪知万里有传灯。后来多少江南秀,指点滇南说老僧。”董、陈发扬“南北宗论”,而南宗传法,命若悬丝。董乃当时士林领袖,担当只是滇南一介落第书生,情势可比当年弘忍慧能,其中故事,亦可想像。


       《趣冷人闲》、《山水墨稿》两册,为担当最具特色的“简笔画”风格成熟之作,画的都是滇南山水,均有清末赵藩题识。此时担当完全是“熟极而生”,赵藩具眼,“胸罗造化笔化云烟,惜墨泼墨纯任自然”,所赞甚当。担当在《千峰寒色》中已知不同层次用不同笔法,到晚年骨法用笔更是登峰造极,唯200年后荷兰画家凡高之芦苇笔素描,笔法之理可与颉颃。然凡高实称人,常满幅实写,不若老僧冷云散尽,任趣天然。
 
        2014-05-15  


3


   今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有首歌:“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呀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这两天,天天在跑和花有关的新闻,昨天是上海鲜花港新闻发布会,今天又是上海桃花节开幕式,现在刚写完一篇《暖冬催早桃花节》交差。今年也是上海17年来第一次不在几个月前就确定桃花节开幕式时间,而是根据花期定——不这样也实在不行了,刚过去的冬天是上海有史以来最暖的暖冬,这使我家的梅花春节前就开了,当然也让南汇桃花的花期提前了半个月,如果像往年一样还定在四月,那就不是“看那桃花开”而是“错过桃花开”了。 


  桃花我还算喜欢,主要因为它总是和油菜花一起开,而且一大片一大片,如梦似幻。桃树的造型颇古,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当农村记者这几年使我知道对农民来说,桃子比桃花对他们更重要。去年夏天新民晚报一个记者写了篇批评报道说南汇品桃游欺骗游客,全都是烂桃小桃,宣传部阅评小组还表扬是好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记者没水平,南汇农民要糟殃了。南汇有5万亩桃园,又没天灾,哪可能都是差的,而桃农一年就指望这一个月卖桃子的收益。果然,这篇其实很片面的“好稿”,让南汇桃农去年损失惨重,南汇区政府该年最重要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实事——方便农民售桃的许多举措也帮不了什么忙,区委书记无比胸闷。最后桃农到法院起诉晚报,报社老总亲自跑到南汇去道歉。 


  桃树、油菜都是农作物,桃花和油菜花的美是和实用紧密联系的。江南的春天年年岁岁一直和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看到它们总是感到亲切。花中我最喜欢梅花,但是梅在中国最早却不是被观赏的,而是实用的,也许“实用”这个词最早就是“果实可以用”这个意思。玛特在书话发名帖《架上奇书》时我曾去回帖谈到过这个,因为我看过的类似“奇书”就有《中国果树志·梅卷》。这是一本供生产参考用的书,以介绍果梅为主,观赏类的花梅则另有专著。其实较早的古籍如《尚书》、《诗经》、《左传》中谈到梅,大多也是讲梅的实用。“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知商代梅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醋。六朝以后的文字中才开始注意花朵和梅的性格。南宋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第一次详列梅的种类,一半也是果梅品种。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以图为梅立谱,玛特痛斥过的赵川家祖传有此谱,我看过,已偏重观赏性。 


  专讲果梅的《梅卷》以全国多位专家历时五年撰成,详列梅的经济特性、栽培史、地理分布、起源与演化、管理和加工技术等等。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起源与演化”部分,书中详细论证了梅从野梅、果梅、果花兼用梅到花梅的演化,并谈到最早传到日本的是花梅和作为药用的果梅,日本果梅栽培历史短,这是和它的引种历史有关的。书中还有一段谈梅的染色体分析,90%以上的细胞分裂相染色体数目均为16,属二倍体,仅在花梅品种“锦生垂枝”中约有10%细胞出现三倍体,分析结果证明了野梅、果梅、花梅的演化趋势。在云南杏梅变种和南京迟红梅品种中出现9.5%和23.8%的四倍体,但中国学者迄今尚未观察到纯三倍体和纯四倍体品种。这些和咏梅诗完全不同的文字,读来倒也颇增长知识。《梅卷》中还谈到梅的嫁接并提到不少古籍,《谭子化书》、《竹屿山房杂部》记用杏作砧木;《洛阳花木记》记用桃,这也是应用最广的;《种树书》记用桑,据说结成的果实不酸;《物类相感志》、《本草纲目》记用冬青和苦楝,据说开花带墨黑色。《梅卷》编者按了一句:亲缘关系较远的植物间嫁接较难成功,古籍中只是一种记录。 


  扯得有些远了,还是绕回“花”这个主题。当然,花给人类带来了美。康德好像说过美是不带功利的,我记不清原话了。不过即使美和功利无关,实用却能产生美,这也无庸置疑。反正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傻子:) 


  说到傻,我对要花60元一张门票观赏的鲜花港荷兰进口郁金香一直喜欢不起来,觉得它有点傻。第一是太香,就像小时候在少年宫接待外宾时闻到的香水,总觉得香得有点刺鼻。还有就是太完美,电脑控制的玻璃暖房,精密的阳光、水分、营养控制,花朵“饱满、亮丽、持久”。鲜花港赵总对此很自豪,说是和大自然里自然生长的郁金香一比就能比出高下。但我却觉得和大自然里自然生长的花比,这些“科技郁金香”是“高下”中的“下”,在我眼里甚至不如田头大片桃花和油菜花美。这倒不是怪西方的科技,而是觉得这种美的标准其实已经有点“异化”了。中国的梅花审美到清朝也“清”过了头,“梅文化”变成了拗造型,龚自珍写过一篇震聋发愦的《病梅馆记》,痛斥这种病态。他还买来300盆“病梅”,全部拆了盆栽种到地上让它们自然生长,真壮举也。“科技郁金香”虽然不扭曲很挺拔,但我觉得过于依赖人工让它变得“完美”,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审美扭曲。以前采访世代种玫瑰的“玫瑰大王”徐国权老人时,我曾请这位“玫瑰大王”推荐他眼中最美的玫瑰,他找了半天找出一张照片,说那朵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玫瑰花清新自然,美得不过分,最美。家花不如野花香,大江鸡哪有草鸡好吃,我就不信那些“科技郁金香”会比青藏高原上自然生长的郁金香更美。 


  郁金香源自西藏,后来经土耳其传至欧洲,但现在除了要维护花种的荷兰人,不大有人会去西藏采郁金香,都要从荷兰进口。鲜花港的赵总说他陪过很多领导去荷兰,当看到牡丹、玫瑰、兰花、荷花、海裳、茉莉等中国人熟悉的花,有些领导就会说这是我们中国的花,而外国人就会说“NO”,因为许多品种已像商标一样被外国人在“国际植物花卉名录”上抢先注册并申请了名称保护。事实上我们几乎都没有注册,“知识产权”都是人家的。这时领导往往就会大大感慨中国“知识产权”意识的落后,赵总也趁机说明上海鲜花港现在市场运作已开始在国内领先与国际接轨。要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当然没错,但不做花卉生意的我,却觉得这很搞笑,最早在中国培育出而且千百年来深深印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那些花,就都是“外国花”了?他们这套标准是本?还是真实的历史是本?这里是不是也需要讲一点科学精神? 


  说了这么多关于花的话题,我还想说的是,和花比起来,其实我更喜欢草。对我来说,花总是太香,草的清香更沁心脾。其实草也是开花的,很小的花,不为人注意而已。壮美的大草原上,美丽的鲜花就变成了点缀。唉,不说大草原吧,就说人民广场,市政府大厦前面的草坪,雨后或一个安静的夜晚,你如果经过,去闻一闻吧。
  

                                    2007-3-22


4

竹退梅进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的梅花进入了盛花期,第四届上海梅花节在森林公园梅园开幕。2000亩梅花,136个品种,大规格的梅树就有42000棵,小规格及盆栽忽略不计。

       海湾森林公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梅花?这里有个故事。森林公园总经理黄明告诉我,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原来是农垦围海开垦的土地,1999年,后并入光明集团的农工商集团将原五四农场和燎原农场的1.6万亩林场和耕田圈出,筹备搞上海最大的森林公园。2003年一开始的园林设计,是突出中国传统的“松竹梅”文化。公园载种和移植了松树、梅花及竹林,其中150万株竹子是从浙江安吉移栽而来,每株根部都带了50cm厚的安吉山土。第一年,松树、梅花、竹子都长得不错。第二年,新的竹鞭开始扎根扎到50cm以下,碰上了盐碱地,竹子开始黄化。到2005年,不少竹子就不行了。发黄的竹子被铲掉,留下的“秃头”地很难看,松树已经很多了,观赏性也不够,森林公园作出决定,插梅补救。黄总讲:“这叫竹退梅进。”


       从2005年到2012年,海湾森林公园就这样不断的“竹退梅进”,150万株的竹林基本都换成了梅林。到了2013年,上海市绿化局的方岩副局长来森林公园时,看到这么多的梅花大吃一惊,说:“你们一定要向上海市民开放,搞梅花节。”这就有了一年后春天的首届上海梅花节。当时,中国腊梅梅花协会的秘书长李庆卫来赏梅后说,据他的资料信息,“你们这里的梅园是全中国最大的。”梅花是中国的国花,很可能,全中国最大的梅园,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2014年第一届上海梅花节,因为事情新鲜,来的人最多,共40多万人次。现在人没那么多了。今年园方在原来“一湖三岭七道湾”的基础上,按照早中晚花期调整归类,打造了三条赏梅路线:东部蜡梅、早花梅花观赏区,移栽、嫁接了早花的梅花品种,主要是江梅型梅花,如寒红、淡寒红等,最佳观赏期1月上旬-2月上旬;西部中花花海区,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品种归并调整集中种植,保留了中花期的几大种群:朱砂品种群的鸳鸯、多萼片朱砂、铁骨红、东方朱砂、绯司、姬千鸟等品种,宫粉品种群的密丛晚粉、粉口、人面桃花、浮牡丹等品种,绿萼品种群的小绿萼、大花绿萼等品种,玉碟品种群的月宫殿、八重茶青、六萼玉蝶等品种,集中种植,使得在开花之际形成梅花花海的效果,最佳观赏期2月中旬-3月中旬;中部晚花区,集中种植了杏梅品种群的云南丰后,丰后、贵妃、单瓣杏梅,洒金(跳枝)品种群的鬼桂花、单瓣跳枝、复瓣晚跳、筋入春日野,美人梅品种群的美人梅等晚花品种,最佳观赏期3月中旬-4月上旬。

       在微寒的春风中赏梅,疏影暗香,沁人心脾。想着“竹退梅进”的故事,知道了一个过去不大了解的知识:竹虽雅,但还是对环境比较挑剔;而梅花比较好种,生命力很强,盐碱地也难不倒它们。


           2017-02-28


5

蓝色狂想曲


  余老师最近又重拾对塞尚的痴迷。他从网上又搜了不少塞尚作品,有的不能下载只能翻拍屏幕,令他觉得色彩很难准确还原。为和一个版画工作室合作,他今天启程去美国工作几周,临行前特意查了美国哪些博物馆收藏有塞尚原作,准备工作结束后看方便再去参访。

    我喜欢塞尚的艺术,完全是受余老师的影响。80年代初最早看到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册,虽然读艺术史知道塞尚的名头份量,但面对具体画作,审美感觉上却很懵懂和隔膜。丁乙那时临了不少塞尚的风景画,跟我说起在临塞尚一张画桥的作品时,发现画面中间有一小块白色似乎和所有色彩关系都无关,但就是觉得很“吊精神”。我找了画册去看,也找到了点感觉,还写了一篇文章《精神高光》。2007年在奥塞博物馆看到那幅原作,暗暗的色调,那块“精神高光”其实也并不“高调”,当时非常感慨,和此画合影留念。

    真正喜欢上塞尚,还是后来有一次在余老师家看一套日本出版的塞尚画册。那是70年代末老余一个同事去香港探亲时帮他买的,共有风景、静物、人物三本,都是手工分色,贴张装订,油墨吃得较少,印得淡淡的。我坐在余老师家的沙发上翻看着,忽然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那些画的“文雅”。渐渐地,也是在余老师的熏陶下,我开始明白那种“文雅”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形式关系的和谐。虽然余老师曾夸过我“色彩感觉蛮好”,但过去连什么叫“对比色”也不知道的我,很晚才开始补课,让我特别受益的,是一本方方正正的老《美术丛刊》中,颜文樑先生写的文章《色彩琐谈》。


    塞尚的“和谐”,是“别开生面”的“和谐”。余老师一直记得有个评论家的一句评论:“塞尚创造了一种和自然的真实平行的艺术的真实。”他没有脱离自然,但却不是仅仅对自然临摩,而是以自己的心创造出新的和谐。余老师甚至觉得通过人的心灵淬炼创造出的“艺术的真实”,比真实的自然更美。后来我试图提炼:优秀的艺术真正探索的,是如何让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自然”保持一种恰如其份的关系。

    在余老师最近一轮对塞尚的迷恋中,他提到了自己的心得:塞尚很喜欢画的那些“林中人体”中,那些用暖色画的人体部分,总是有着较冷色调的淡紫淡蓝淡绿或银灰色相衬,既和大的背景衔接过渡,也让那些温暖的人体看起来更温暖动人,同时整个画面也更荫凉透气。听他这么分析,我想起塞尚晚年写给爱弥尔·伯纳尔(Emile Bernard)的信中说的话:“对我们人类来说,大自然要比表面更深,因此,必须把足够量的蓝色加进我们用各种红色和黄色表现出来的光的颤动里去,使之具有空气感。”凉爽的蓝色带来的“空气感”,无疑是老画家晚年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事实上塞尚晚年的画作,不少都是以偏冷色调的蓝色为主画的,而画中人体的色调,有时甚至只是亚麻画布本身的底色,稍稍衬了几笔淡褐和淡红。

    说到蓝色,那一直是我喜爱的颜色。我刚认识“先锋艺术家”时,好友金昂正在模仿美国艺术家阿德·莱因哈特画“蓝色的方块”。有一天上午去他画室,见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画了一个通宵的画,醒来时说了一句:“那些蓝色让我看到了天堂。”那时,我们还一口一个“国际克莱因蓝”什么的,觉得自己是那么超凡和“前卫”。1994年和王浪去西藏取经学习壁画,采购了不少矿物颜料,其中用天青石磨制的蓝色是最贵的,我回来送了一小瓶给同样迷恋蓝色的艺术家施勇。到了2007年,在巴黎出差时正赶上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办伊夫·克莱因回顾展,在那些巨幅的纯蓝画作前,我发现自己已褪去了青春时代对它们的痴迷,只是站在那儿感叹艺术家的“英雄气概和那种不屑于解释的浪漫和青春孟浪”(赵川评巴斯奎特的话)。

    其实,早在还没懂得欣赏塞尚时,我就开始对带上了“体制化”味道的“国际克莱因蓝”之类暗生疑虑,1991年时曾写过一首诗《过于清洁的蓝色》,表达了那种心情:
  
  
    清洁是没有灵魂的东西的灵魂
    我坐在剧场里,看着清洁的现代芭蕾
    演员们白晰的胳膊上
    没有种牛痘留下的疤痕
    
    演员们一丝不挂的胴体上
    套上了崭新的演出服
    手里还拿着一片羽毛
    羽毛飘落到了地板上
    
    伴奏的小提琴手在排练时
    使他的琴声脱离了舞蹈
    他心不在焉地拉出了一声走音
    他笑着做了个自抹脖子的手势
    
    道具、服装、音乐
    还有舞蹈的动作设计
    它们的合作不能有一丝含混
    它们在说明书上都要标明版权
    
    舞台的背景则是一块简洁神秘的蓝色
    有百分之XX的钴蓝
    百分之XX的群青
    还有百分之XX的钛白
    
    精致而又敏感的成份
    妥协成一种空灵的成熟
    这是一块极有知识的蓝色
    也是一块光芒四射的蓝色
    
    灯光熄灭,演员退场
    赏心悦目的舞台还原成一团昏暗和暧昧
    这是一块让人不敢跳进去的蓝色
    不像天空的蔚蓝色那样使我呼吸自由  
  
  
    而在此之前,1988年,从佘山骑车回家,想着在佘山天文台看到的人类第一次登月返航的录像镜头,我也写过一首带着孩子气的小诗。如今我很想把它献给老塞尚。
  
  
    你现在还爱它吗
    飞回蔚蓝的地球
    当你在大海上降落
    海水会开一朵鲜花
  

      2012-05-11


6

荣岩


  大暑前的那天,和余老师、光明兄一起去嘉定,探望画家荣岩。

    荣岩是徐州人,1979年生。他从小爱画画,考进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进了上海工艺美校任教。那时余老师退休在即,荣岩请老余看他的画,老余看了没多说什么,要他先画个五年再说。一晃,荣岩已画了十多年,几乎没参加过什么展览。

    其实余老师当初一见荣岩,也很喜欢这个朴实的年轻画家,曾和我提起过想请他给自己当助手,顺便也好授业解惑。但后来多方考虑后并未这么做。工艺美校合并成工艺美院后,荣岩很快和汤老师成了好友,受老汤影响,荣岩也到处逛起了窑址。他手气特好,经常能在废窑址上捡到品相较好的碗啊盏啊。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径山寺,他竟然在寺后砂坡上扒出一个完整的南宋韩瓶。他让我把这件古董送给老余,结果被我半道截下。


    这十年里,我们时有见面。有时我和老余吵架后担心老人家心情,会让荣岩去“善后”。今年余老师办个展前,荣岩陪他甘肃、山西、陕西跑了一大圈,朝夕相处了好多天。不过这么多年里荣岩却没怎么请余老师去看他的画,我也只去过一次他的画室。但我们知道他很勤奋,一直在画身边感受到的人和事,民工、拆迁、修高铁之类。他告诉过我,老余给他的教诲,核心就是“艺术要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工艺美院在城乡结合部,他的画也有很浓的城乡结合部味。有一阵,汤老师为北京作家狗子在工艺美院找了个教写作的代课工作,住在学校的荣岩就和狗老师成了酒友。北京的狗友们南下搞了一次“嘉定三屠”,荣岩因喝酒能拼,受到尊重。后来荣岩也常去北京找狗子张弛阿坚小招他们,参加了不少“啤酒主义”活动,被尊称为“荣画家”。小招自杀对他肯定有不小的刺激,这帮底线很“底”的京城作家诗人,对荣岩的画风应该也有影响。他的画一直比较“草根”,也有一种“玄酒腥鱼”的气格。和巴海一样,荣岩长得就有点像个杀猪的,而他和我说起过,他家祖上也确曾以杀猪为业。

    画画其实不是一件凭冲动就能干好的事,往往要靠磨,我和余老师都觉得荣岩趁着年轻有气力多积累,不耽误功夫。这次去他的画室,见他这几年作品数量很大,有很多画是把画布摊在地上画的,也不裁画布,几十米几十米一大卷,有好多卷,每一卷都有7、8幅2到3米的大画。老余这次看他画时仍没多说什么,只是说你好多作品好像还没最后完成。我想象了一下荣岩的画裁下装框后挂在美术馆里会是什么效果,觉得他可能只须展览前带上画笔颜料最后再稍作收拾,余老师过去就这样干过。在坐轨交回市区的路上,老余和我说,荣岩的画“气足”,这方面比他这个老师还强,但在艺术的完成度上还要再努力。我理解余老师的高标准审美,一张画要真正动人,必须在形式上能经得起推敲回味。不过荣岩和老余的风格也不太一样,他好像比老余更为深入生存的底层,真相对他的刺激和吸引,也让他更真地思考着艺术和人生。我有时会去看他的博客,他的文字也不错,是一种并不知道自己不错的不错,印象较深的有一篇《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4451401014mrl.html,和他的画一样,他在字里行间也质朴地张开着自己的感觉。前不久,和荣岩一起赴京参加余老师画展开幕式,在火车上和他聊了一晚,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的画现在似乎已能够向“抽象”方向迈出去一点。

    上次去他画室,他借我一本Mark Rothko的画册。这次,他又把这本 Rothko借给了余老师。我这次又向他借了一本美国画家Henry Darger的画册,我过去不知道这位天才,荣岩告诉我,有不少当代艺术家都受到过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素人画家的影响。这几天粗粗研究Darger,颇为震撼。Darger的画也让我觉得余老师的态度是对的,再独特,再深刻,好的艺术仍然须在审美上能站得住。“美”不一定就是“漂亮”、“文雅”或任何人们熟悉的套路,但必须能称得上是“美”。荣岩在画室墙壁上写着“宁掘(拙)勿巧  宁丑勿媚”八个字,看来他对自己要追求的“美”,也早有想法。


7

吉州黑釉


   班头是我大学里的班长,故称班头。他很早就开始搞收藏,起点心气很高,直奔北宋官窑。不久便认识到高端瓷收藏领域发展空间其实很小,目标改为龙泉。当年我和他同一办公室对坐几年,常见他看一本论龙泉青瓷的学术书。由对龙泉的兴趣,班头对高古瓷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收藏目标渐渐锁定原始青瓷,颇想在此相对冷门的领域有番作为。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云纹雷纹、兽足袋足、西周殷商……班头兄一路又被引向了良渚古陶。良渚陶器不像良渚玉器那么被重视,但班头认为,良渚陶礼器及用器和原始玉器一样,蕴涵着中华文明审美上的核心DNA,其重要性终将被人认识。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专攻,班头如今已成为国内重要的良渚陶民间藏家了。

  在班头的收藏兴趣从高古瓷转向原始瓷期间,因见我喜茶,他送了我一个宋代吉州窑黑釉茶盏。此盏品相很好,皮肤细腻而有光泽,他称之为“黑美人”。我拿回家后就供在茶几上,当时常来我家的王浪全不理会这是“古董”,总拿它当烟灰缸使,久之,此盏就真成了我家的烟灰缸,连班头来也颐然弹烟灰于此“黑美人”腹中。终于有一天,早已不受重视的“黑美人”被不小心摔碎了。余老师闻知,痛骂我等年轻人“暴殄天物”,他从我家垃圾篓里收起碎瓷,说自己一向非常喜欢这件黑釉茶盏,过去不好意思开口要,现在你们既然摔碎不要了,我就拣回去了。临走还说了句:我家里要是有这样的“老婆”,开也开心死了。余老师回家用胶水粘好碎盏,发现缺了一小块,他还准备以后用石膏补上。神奇的是,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大扫除时竟然在床底下找到了那块碎瓷片,总算帮余老师完了璧。


  修补好的黑釉茶盏,后来一直被余老师供在家中重要位置,每次见到都似在责备我:你当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真让我有点惭愧。后来我做了一首平仄未调的打油诗,以示对此事还是颇知愧疚。诗云:“吉州宋盏黑釉霜,浪子手高作烟缸。天物亦当随时用,古玩不在保险箱。终不小心成五瓣,始生后悔觅千方。吾师搜去细粘补,笑谓家婆无此香。”后来有次我去班头那儿看他的收藏,特意抄了此诗带去,算是正式祭奠“黑美人”。班头那次又找出了一个有残缺但非常结实的早期越窑青瓷碗,说:“这个你拿去当烟灰缸用吧,它应该不太容易摔坏。”看来还是颇谙我之本性。

  这些都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不过因有此经历,让我和“吉州黑釉”也结下了缘。光明兄本来就是个陶瓷迷,对“吉州黑釉”也特别青睐,他也像余老师一样责备过我和王浪不识美器。后来,“吉州黑釉”就成了我们“读书会”早期重要论题之一。光明兄的主要观点是:宋代吉州窑黑釉器肯定与禅宗的发展有关,而这一脉“禅宗美学”后来主要东传了日本,在中国却基本是断了法脉,至少不再风行和被重视。班头也来参加过几次讨论,不过此时他已总要强调良渚黑陶才是这一切的鼻祖。光明兄后来经过一番搜罗考证,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一篇颇像模像样的文章,算是我们“读书会”的重要成果之一。

  光明兄自己烧的“汤陶”,颇有追续“黑釉禅风”之志。他感兴趣的还有早期紫砂壶,认为它们既然最早是由明代禅僧创制,很有可能是试图追承宋代茶禅遗风而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烧制的简化茶器。“紫砂”最早可能就是对“黑釉”的替代和追忆。光明兄曾数次赴宜兴寻访疑似“金沙寺”故地,想找出些能论证他的猜想的蛛丝马迹,终无甚大获,不过至少证实了宜兴一带元末明初的确是“东南禅窟”。我们也讨论,紫砂壶开始风行的时代,宋朝社会真实的审美趣味已时过境迁。元、清都是异族统治,后世中国人对宋朝“文化”的想象,自然更多偏重于宣和博古的正统、苏黄米蔡的超逸、乃至徽宗书画的精致文雅,因为那代表了“华夏文明”的高度。即使创制时很强调质朴天然的紫砂壶,迅速也就被“文人化”了。对“吉州黑釉”之类的追忆,即使真的有,哪能敌得过对“曼生壶”之类的追附。

  虽然其实主要就是我和光明兄俩人在瞎捣鼓,“读书会”上我俩却还是各有分工侧重,我侧重“早期文明从哪来”,光明兄则侧重“又到哪去了”。光明兄总是不太甘心“吉州黑釉”及其代表的“禅宗审美”今天只有在东邻才能看到。有一次,我们在他家厨房抽烟闲聊,他老娘用了多年的盐钵斗突然让我们眼前一亮,这不就颇具我们一向心仪的“黑釉禅风”嘛,光明兄和我霎时都顿悟了:那些被东邻奉为至宝的“天目盏”,其实也就是“黄鹤楼”而已,“吉州黑釉”早已升华涅槃。但谁说那些唐宋禅师们提倡的“禅宗美学”,不能超圣入俗,融入中国老百姓最家常使用的水缸、酒瓫、花盆、砂锅、钵斗之中?
 
        2012-07-24


8

喜欢上了冬不拉



    火车过了甘肃,车厢的广播里就开始放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民歌:“达板城的石路硬又平哪,西瓜呀大又甜,那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王洛宾改编的大都是维吾尔族的歌,不过这次在新疆玩了两个星期,我却喜欢上了哈萨克的冬不拉。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市场门口,听见一家小音像店飘出来冬不拉的声音,铿锵激越,就循声而入。店主是个哈萨克小伙,他迟疑地说正在放的这张CD是不卖的,因为是刚从哈萨克斯坦搞来的著名冬不拉弹唱手乌兰最新的录音,还没有正式发行。小伙子问我是哪儿的,我想套近乎,就说“乌鲁木齐的”,他说“你要是买回去一盗版,我们以后还有什么生意做?”我这才明白他的担心,忙老实交待自己不过是上海来的旅游者,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卖冬不拉弹唱的CD,只是真心喜欢哈萨克的音乐。小伙子这才同意以30元的价格把那张CD让给我,他从机器里取出那张唱片,果然是还没发行的,上面用黑色记号笔用哈语写着“乌兰9首”几个字。


 去了伊犁、那拉提和巴音布鲁克后,我一个人又搭上了去阿勒泰的一辆桑塔那,是阿勒泰有色金属公司一位到乌市办事的老兄的回程车。700公里路只收我150元车费,路上他还要请我吃拌面,我不好意思还是自己付了钱。阿勒泰地区60%的人口是哈族。半夜里和交通宾馆的哈族老阿姨聊天,她告诉我:“我们哈萨克就是好,简直就是笨。你从这儿到喀纳斯,就是一分钱没有,一家家毡房吃过去,混一个月没问题。”不过一会儿我就发现我刚刚还价还到30元的四人间的床位,来了一个当地人只付了20元。哈族老阿姨稍有点难为情,但我却一点也没有怪她骗我的念头。我的好友王浪曾在新疆流浪过三年,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跟哈萨克牧民放过两个牧季的马,据他告诉我,哈族人待客真诚善良,比维族好打交道得多。


  到了喀纳斯湖景区,我就专找哈族人的毡房,其实也是那个哈族小伙子那别什自己找上我的。当时我背着包还拎着5公斤枸杞子刚下车,他骑在马上流里流气地对我说:“喂,把你的好烟来一根。”口气颇像纽约哈林区的黑人。我就把我的半包骆驼递上去,我看他好像很喜欢这个“驼牌”,就说:“全给你了。”马上我就感觉到他的表情从纽约的黑人变成了毡房里善良的牧民,就这样我骑上了他的马到了他的毡房。那别什的毡房本来好像并不招待游客,他和新婚的妻子来自冲乎儿乡,妻子是冲乎儿乡哈萨一中的汉语教师,已经怀孕7、8个月了。他们自己买了一匹马,又以30元钱一天的价格租了一匹马,做旅游者的骑马生意。从租马点骑到可以俯瞰喀纳斯湖全景的观景亭,来回二、三个小时的马程收费80元。本来我们谈好第二天骑他的马翻过山去看还未开发的黑湖,听说我从没骑过马他有点犹豫,因为为了我的安全最好是两个人骑一匹马,但是因为路很远还要翻好几座山,马太累,他心疼。他问我有几公斤重并比划着说“上坡时马太累,我们看着心里也难受”,他表示难受时的表情非常打动我,我当时真是太惭愧自己从没骑过马了。



      在那别什的毡房里睡的那一觉是我在新疆睡得最香的一觉,因为太累了,我8点就睡了。他的两个妹妹为我铺了新的被褥,天还很亮,毡房里的幽暗很舒服,好像外面下起了雨,远处还隐约传来游客的喧闹,我临睡前脑子里想起的是海子的一句诗“牧羊女头枕青稞独眠一天的地方今夜满是泥泞。”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知道那别什和妻子昨晚都挤到边上的一个小帐篷里去睡,两个妹妹也睡到朋友的毡房里,原可以睡7、8个人的大毡房昨晚是我一个人独享。马太累的问题因为下雨而解决了,我放弃了去黑湖,独自步行到月亮湾看了看。回来见到那别什哼着歌很高兴,因为上午他带了一个人上观景亭,挣了100元。他料理好两匹马后,我翻出了那张乌兰的CD,问他有没有机器放,他很兴奋,立即带我去找有卡拉OK的毡房,但那家正好停电,他又带我走了不少路,到了一家蒙古人的蒙古包。我们听了三四首曲子,乌兰肯定是一个大师,以我的耳朵听来他的嗓音是国际级的,虽然我一句歌词也听不懂,但音乐却令我想象出草原、骏马和哈萨克民族的灵魂,干净利落的冬不拉的弹奏也让我沉醉。(回上海后我和王浪喝酒,他听出第一首曲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哈语单词是“回家”。)可惜那别什似乎对这种原汁原味的冬不拉弹唱兴趣并没有我大,他从蒙古人那里翻出一张滕格尔演唱会的VCD,他似乎更喜欢滕格尔这样带有现代感和流行味的歌手,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哈萨克小伙子的精神追求。下午雨停了,我和那别什一人骑一匹马去观景亭,其实骑马并不难,回来时我竟然就已经可以在草地上身子一颠一颠地策马飞奔了,还有哈萨克小孩要逗我赛马。晚上那别什买了一个羊腿请我吃肉,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坚持要求他们不要挤到小帐篷里,但是那晚仍只有他弟弟和另一个小伙子进来睡,他们白天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临走时我买下了在我身下伴我睡了两个好觉的那块毡子,价钱是由他妹妹说了算的,这是他妈妈亲手做的,花纹简单而美丽,非常扎实,可以传几代人的样子。他妻子和妹妹一直没有和我说过话,只是告别时朝我微笑说再见。那别什是我见过的哈族人中长得最英俊帅气的,而他妻子很文静,常常在看一本哈文的书,看上去像一个知识分子。



  回布尔津的路上听人说离喀纳斯50多公里的禾木乡风景更好,而且还没有开发,我心里有点动。在布尔津汽车站看回乌市的车次时,一个哈萨克司机进来问我“禾木去不去?”原来他是专跑禾木乡的,一辆2万元买来的二手吉普,每次拉6个人,后座4位,驾驶座旁边挤两位,166公里路每人收50元。他已经拉了5个人,都是禾木村的村民,车后绑满了桶啊壶啊等生活用品,后来我还知道其中有一位就是村长。我挤了进去,膝上还搁上村长一位亲戚买的一盒新皮鞋。这一车人都是图瓦族,据说是成吉思汗老兵的后裔,他们的眼珠颜色很特别。


  车开了五个小时,其中三分之二是我刚走过的路,一路上风景壮丽,特别是后三分之一的土路,有点像我在滇藏线上看过的景色,主要是山大树多。禾木村在一个四面环山的草坝子上,有一条河流过,河上有一座古老的木桥。我们到时已是黄昏,村里好像没有旅游者,第二天中午才看到有几个骑马的背双肩包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据说是从喀纳斯湖直接租马骑过来的。这个村子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安静,牛羊和马在静静地吃草,云环绕在低低的半山坡,河水在哗哗地流。村里都是用原木搭建的木头房子,建一幢只要6000元钱,可见木材在当地还是很便宜的。村里主要是图瓦族和哈族,哈族好像富一些,我本来想住到图瓦人家里去,也有村民邀请我,但哈族司机波拉提却拉着我进了一家哈族牧民家。这家有三兄弟和一个老母亲,放牧为生,家里有一个年轻女人,是老二的老婆,还有两个亲戚家的孩子。老二和波拉提在布尔津念书时是同学。我们一到,老二的老婆就到厨房忙碌去了,我到桥上去玩,正碰上老大在钓鱼。他的鱼竿是用一根很长的白杨树枝削成的,和我们用竹竿做的风格不太一样。


  天黑后我们回到木屋里喝奶茶,吃油饼,波拉提买了一公斤马奶子酒请我喝,他说在布尔津他特别想这个。酒透明无色,味道很淡,酸酸的。以我的经验,这种酒不可大意,后劲肯定十足。一会儿,又端上了揪片子汤,比城里的简单多了,没有肉,只有蕃茄,这里的蕃茄也是要到城里买的。两个孩子拉进来一头羊,老大和波拉提就教我摊开双手,他们说了几句哈语,波拉提说:“今晚上吃个肉。”后来主人们都离开了屋子,看马的看马,宰羊的宰羊,屋里只剩下我和波拉提喝马奶子酒。波拉提在木屋里找出了一个小放录机,插在悬在半空的插座上,又回车里找来一盒很破的磁带,我们就听音乐。磁带也是冬不拉弹唱,是哈族最有名的女歌手阿思木罕(Asemhan)的歌,磁带上只有5个汉字“故乡的伟人”。阿思木罕的歌听起来比乌兰还要好,更委婉动人,有的旋律让人振奋,有的又让人有落泪之感。波拉提也很喜欢阿思木罕,他说:“她50多岁的人了,听上去还是像18岁。”


  我们烟抽完了,就冒雨去开小店的村民家买烟,外面一片漆黑,草地湿湿的,波拉提对村子很熟,我却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们敲开门,买了烟,寒喧了几句,回来时发现两个孩子在雨中点着篝火在烫那个羊头,因为羊头上的皮不能剥,要用火细心地燎去上面的毛。回屋后我们又反复地听阿思木罕的歌,波拉提说他也会弹冬不拉,其实哈萨克几乎人人会弹,而且人人都是歌手。王浪过去跟的那两个牧民热丸和巴喝提汉就是很好的歌手,王浪曾用一台破录音机录下了他们的弹唱,我也曾翻录了一盘,唱得非常专业,虽然机器很破,但因为是在安静的草原上,录得很清晰,好像所有的音都吸了进去。王浪曾说哈萨克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一种游牧民族的自由精神,冬不拉模仿马蹄得得的气氛几乎是惟妙惟肖,但有时琴声又不是具像的,而是在节奏情绪上衬托歌词的内容。这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当歌手唱悠扬的长调时,冬不拉反倒是短促急进,形成一种很有张力的对比,在安静的草原之夜里听起来格外触动心弦。

  到了12点,仍没有人进来,酒喝完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波拉提就合衣倒在炕上对我说,先睡一会吧。深夜1点,主人把我们叫醒,桌上换了新的桌布,大家洗了手,祈了祷,一脸盆只放了一把盐和蒜的手抓肉端了上来,当中是那只燎得微焦的羊头,羊肉、羊肝、肚子、羊油散落在四周。老大用刀在羊鼻子上削下一块焦皮请我和波拉提先尝,味道无话可说。吃完了肉,又端上来一脸盆羊汤,每人喝了三四碗。我舒服地只想睡,但是波拉提却和老大不紧不慢地在聊天,我知道这是他们的习惯,就坚持着给他们不停地敬烟,就这样又聊了20分钟,老二老婆才进来铺床,大家钻进被窝,一会儿就听见了老大的鼾声。


  第二天一早我是最早醒来的,起来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没了,我的身份证飞机票全在里面,甚至波拉提的车钱我都还没付。我根本不忍想这里会有小偷,但是昨晚买烟时我还掏出钱包付钱。外面雨已经停了,周围的山都裹在浓浓的雾里看不见,牛羊和马仍在静静地吃草。我找到那家小店问了问,没有我的钱包,回到炕上仔细找了找也没有找到,又不好意思惊动还在睡觉的主人,老天爷在开我什么玩笑呢。这时波拉提也起床了,兴致很好地去钓鱼,我想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知道事情还在。一会儿波拉提回来了,原来他在桥上碰上了小店主人知道我掉了钱包,他就陪我在昨晚走过的路上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找着,这时我觉得太尴尬了,就说别管它了,掉了就掉了,是我自己不小心。其实我也不知道一分钱没有我怎么回上海。老大老二也知道了这件事,但从他们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老二老婆又进来收拾床铺,也没有任何表情和话语,掀开老大的床褥,我就发现了我的钱包被压在那下面,那正是昨天吃肉时我坐的地方。这时老二老婆露着牙脸上绽发出了一种微笑,这种笑容让我终生难忘,使我深深地为自己的不小心而过意不去。
    
  在来禾木的路上就已看到当地政府已开始在修通往禾木乡的柏油路,一两年后这里就将成为重点开发的旅游区。我住的这家也正在修一间新的木屋准备今后接待游客,我担心这家淳朴的牧民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也许还缺乏概念,面对一辆辆拉来客人的大巴,他们以后还能像这个雨夜里一样从容不迫地展示哈萨克风俗吗?老大和老母亲坐在屋外的树桩上,沉默不语,形成很稳定的金字塔般的造型,也许,他们对这一切比我知道得更明白。我觉得这里的风景根本无法用相机再现,索性就像一个流动照相师一样给这家人一一拍了照,儿子和母亲,三兄弟,小夫妻俩,孩子骑在马上,波拉提也要求来一张。云开了,太阳出来了,美丽的风景都在背景里。中午吃完饭我们回布尔津,老二和他老婆也要进城,但他们准备得特别慢,先洗脚,又一只只地掸袜子,一只只穿上,穿上鞋后又擦鞋。我因为要赶晚上6点的车而有点急,但我知道绝不该催他们。波拉提知道我要赶时间,过来和我说:“我也很急”,但他也不催他们。半路上,我们的车胎又没气了,幸好波拉提有备用胎。开了一半下来方便时,波拉提装着很急的样子说“油没了”,他临走前在村长家买了一塑料壶5公斤马奶子酒,这时就喝了一口,又装模作样往油箱里倒了一点,说:“只能烧这个了”。回到布尔津车站,离班车发车时间还有半小时,我对波拉提说:你这个奶子酒可真厉害。他哈哈大笑。老二他们就在车站边卖掉了昨晚的那张羊皮,卖了65元。一只羊在当地大概值300元。一路上我们一直在听阿思木罕的磁带,本来说好到布尔津波拉提带我去看看有没有卖她的CD,如果没有他就把这盘磁带送给我。结果因为我想着马奶子酒的玩笑而忘记了。  

  这次新疆之行使我对哈萨克民族略有了解并喜欢上了他们的冬不拉,其实我也知道我还太不了解他们。而对维族人更是无缘深交。二道桥市场门口维族人敲鼓其实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老远就能听到的鼓声让你的情绪也随之兴奋起来。五六个人一排坐在路边,每人敲一对鼓,由小到大,敲得热火朝天。敲最大的那对鼓的精瘦的维族汉子时不时按奈不住地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用足劲猛抡,真是特别有感染力。周围聚集了一些旁观的人,但仍是少数民族的人居多。市场里,到处都有买冬不拉、热瓦甫和手鼓,有的很小,只有手掌大小,是工艺性的。我很想买一个在门口看了半天的维族大鼓,但一直没找到。从市场出来,见鼓手们在休息,我就坐到他们旁边问一个老大爷,能不能把最小的那个鼓卖给我。老大爷说:“一个的不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起买。”他拿起那根木棍敲着示范了一下,果然,一个“咚咚咚”,一个“邦邦邦”。他又告诉我不要买小的,给我指了一对中等偏大的鼓,“这个嘛,你买回去,三公里以外,听见了。”我真的有点心动,一问价,也不贵,600元,但上去一拎,乖乖,这么重!原来这种鼓的鼓架子竟然是用生铁做的。我回去是坐飞机,想了想运费,只有打退堂鼓了。在乌鲁木齐机场的商场里,我存着最后一点希望,想找一张阿思木罕的CD,但是营业员似乎没听说过,柜子里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各种版本的新疆民歌。
      
  2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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