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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里成为美国的经济奇迹?因为它从来都不假清高 | 文茜视频

原创 2017-03-24


文 | 文茜大姐大

图 | 网络


Kendall Square,美国麻州大波士顿都会区,剑桥市的心脏地带。近年来,这里迅速蜕变成国际级生物科技(以下简称生技)重镇,从全球知名大药厂,到员工可能仅三人的新创事业,方圆一平方英里之内集结了超过百家大大小小的生技公司,临近麻省理工学院(MIT)的Vassar Street与Main Street交叉口附近更是重中之重。


如今我们拥有生技公司聚落以及国际大药厂。诺华的全球研究总部距离MIT仅一个街区,辉瑞距离MIT也仅一个街区,Biogen(百健)距离MIT也一个街区,健赞距离MIT一个街区。MIT附近就有大约100家规模不一的生技公司。
——MIT癌症中心荣誉教授 菲利普·夏普



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菲利普·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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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dall Square未来可能是生物科技的代名词,就像你所熟悉的硅谷。现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几乎所有药厂都把他们的研究中心总部迁到这个地方。在这片不大的地方,创造了无限的奇迹。而这些奇迹,也正在大幅度地改变人类科技、生物以及制药相关的一切,同时它也创造了巨大的产值。


波士顿最有名的一条街Commonwealth,曾是当年英国人移民到美国去时,汇聚最多有钱人的大街,所以它的房子很漂亮。30多年前那个地方的房子不太值钱,但是从去年到今年5月,一幢20世纪初盖的很漂亮的石头房子,售价从1000万美金涨到了1400万美金。它的快速上涨并不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化,而是太多的人跑到Kendall Square创业。波士顿也因此变成了生物科技的重镇,而且按照基本的统计,它的创新力在美国位居第一,已经超越了硅谷。这是产业聚落对一个地方的影响。



富人聚集的波士顿Commonwealth街区


生技产业聚落之后,又造成磁吸效应,把更多人才和资金引入到这个地方。 麻省生技委员会MassBio执行长Robert Coughlin告诉我们,MassBio1985年成立至今,会员已从6家暴增到超过800家。在Kendall Square走一圈,不时可见正大兴土木的工地或扩建翻修的工程,由此可见本地生技产业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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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Kendall Square,你要了解几件事。


Kendall Square可以被称为「全球最具创新的一平方英里(约260万平方米)」


这是全球生物医学研究最高度集中的地区


这里的成员有八成是小型新创公司,很多人在此拥有机会


由于老一辈人未必会做大数据和云端计算,这里跨领域的结合尤显重要。比如你懂生物学,他懂医学,若将这些领域全部整合起来,便很需要那些小型的创新公司。


在这一波美国生物科技的崛起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跟麻州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对新创公司的扶植不是给你贷款、政策优惠,而是设立共同的研究室。这类共用实验室无疑是一项尚在起步、资源匮乏的新创事业,是将梦想化为现实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


34岁的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Jonathan Thon与伙伴创办的Platelet BioGenesis,目前便租用Lab Central的实验室,试图从干细胞直接培育血小板,从源头上解决全球各地血小板常闹血荒的困境。今年年中,这个目前仅有三人的超迷你公司将搬迁到设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育成中心(VDC)。


创业者十分需要这样的育成中心帮助他们在起步阶段节省成本,专注研究:「创业发展中心是个育成中心,可提供我们实验室空间,让我们可以进行研究,也提供我们丰沛的人际网络,这些人是创业过来人,在生技创新与造血领域也拥有丰富的人脉与资金来源,可提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协助我们继续完成创业,最终发展成实际产品。」


VDC由马塞诸塞州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出资,耗资800万美元打造。自VDC于2009年成立以来,协助培育约60家新创公司,其中75%至今依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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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Kendall Square的奇迹,中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三个字:假、清、高。


找学生们去开一家公司,他们就说是学生开的公司,我跟它没有关系。我所谓的「假清高」就是这个意思。在CSAIL里面,从开始到现在五六十年来,开的公司有超过250家,多数都是学生或者老师创办的。所以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地普遍。而且,假如老师出去办公司的话,我们觉得是件好事情。怎么讲呢?因为你做出来的成果,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麻省理工学院CSAIL前任主任 舒维都



麻省理工学院CSAIL前任主任 舒维都

麻省理工学院CSAIL前主任、华裔科学家舒维都比较了中国人的文化与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哈佛大学最大的一个差别。那麻省理工学院的政策是什么?


周一到周四,老师在学校教课,周五学校里是没有人的,他们希望老师去做各个产业的顾问。他们鼓励所有的教授要出去,跟产业界结合,尤其是应用科学领域的。你如果没有做过各个产业的顾问,那你对社会就很难有贡献。


如果不了解产业的发展是什么,那老师回到学校里教书,也很可能是在误人子弟。因为那些教科书里的课程、知识可能是落后的。


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学术跟产业的合作是不被提倡的,甚至会被认为这么做是「利益冲突」。舒维都所说的「假清高」,多数指的是很多教授让学生出去开公司,却不承认是自己的。而在美国,学校会要求你一定要这么做,这样才会促进国家的产业进步。这是麻省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定,也是一种商业精神。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把「商」贬义化并非是件正确的事情。



麻省理工学院鼓励师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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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老师只在象牙塔里,但是允许利益勾结吗?也不可以。


一方面是教育的职务,一方面是企业的职务,这些事情都是要搞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写OPA(Outside Professional Activity Report),就是校外专业活动报告。 哪些是有钱拿的,哪些是没钱拿的,你一共花多少时间,每一年要报告一次。所以透明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舒维都


这是一套透明的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在学校里,教师的哪些和学校教学不相关的行为,包括非盈利的、公益性质的,都一定要诚实地填写。你是靠这个事情营利的也没有关系,但诚实最重要。


科技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而怎么样才是把学术、科技和产业做到最完美的结合?Kendall Square的传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参与其中的人,哪怕获得了非常高的利益,也都有严谨的道德操守。用菲利普·夏普这位了不起的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话来说:我做这行不是为了赚钱,我是赚了钱,但那不是主要的动机,不是我做科学研究的原因,我就是要把技术用来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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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带您走进这片1平方英里的生命重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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